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21世纪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知识管理与人力资本管理是21世纪管理的重点。① 大量事实表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维模式及人事管理已经不符合当今组织发展的需求，甚至已经严重阻碍了组织的发展进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伦理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高度重视企业伦理文化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积极作用。开创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局面，是在21世纪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文献回顾及相关研究评述 彼得·德鲁克曾经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企业管理与文化密切相关，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必须根植于文化之中。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化可以说是企业明天的经济，企业要促进自身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真正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借助企业文化管理的竞争力。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他指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观、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当是受文化制约的，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② 世界著名管理大师，不仅明确地把管理与文化联系起来，而且道出了伦理文化对于管理的意义——管理隐藏在价值观、习俗、信念的传统里。 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所说的“经济无法脱离文化的背景”，正是社会文化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企业伦理，或企业经营管理的道德价值观。两位英籍美国学者查尔斯·汉普登—特纳和阿尔方斯·特龙佩纳（1997），通过对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典、德国、日本、新加坡等12个国家15000名企业经理人的调查，发现各国企业在其财富的创造过程中都各有“独特的价值观”，“然而在人们背后推动财富创造的道德价值观又从何而来呢？来自那个社会的文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关于企业观念的改变，客观上要求企业除了实现其谋求盈利的组织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遵守法律、符合道德规范，不应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代价去牟取利润。现代企业应履行社会义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妥善协调内部成员之间的以及本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包括合作企业、消费者、社区和公众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最成功的企业是最能为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利益，实现盈利性和道德性统一的企业。 西方传统管理理论认为企业无社会责任可言，企业也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变化给企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推力，使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甚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企业逼近。新制度经济学把组织称之为“制度的人性方面”（Schmoller,1900）。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管理模式中用以引导组织成员服从的规则就是一种配套的制度安排，属于正式制度安排，或者说是正式规则；而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和伦理道德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或者说是非正式规则。发挥诸如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安排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有更大的作用。 美国管理学家R·爱德华·弗里曼和小丹尼尔·R·吉尔伯特在《公司战略与追求伦理》中指出：“追求卓越革命的基本伦理是对人的尊重。这是企业关心顾客、关心质量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理解优秀企业难以置信的责任感和业绩的关键。”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③ 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同时也拥有丰厚伦理文化。中国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的管理活动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应该重视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挖掘与研究。彼得·圣吉在中文版《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的序言中特别指出：“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的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有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 在我国，伦理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文化都呈现出伦理型的特点。“伦”“理”这些字早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就出现在早期的历史文献《周易》、《尚书》等著作中，当时这些字大都单用，还未将“伦”和“理”连在一起，到了战国末期，《礼记·乐礼》中说：“乐者，通伦理者。”才开始将“伦”、“理”二字连用。我国思想家不仅很早就重视对道德问题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说仁义、讲道德”，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之一，他们之中许多人著作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例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家管理思想，充满着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先见之明；“义以生利、义利统一、以义制利”的思想构成了儒家的义利统一观，充分说明了义与利的统一，与目前企业伦理研究中关于企业的本质是盈利性和伦理性的统一不谋而合；儒家提倡“仁爱”原则，这是儒家伦理的精华，它强调个体对全体的责任和贡献；“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和合，即团结的重要，要求营造家族、家庭、社会以及国家中和谐的人际关系；“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互敬互爱、诚实守信、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爱国爱民等等，都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杨国枢和郑伯曛（1985）编制了量表来验证假说，结果发现，传统价值观与工作偏好、组织投入、工作绩效等各变量之间皆有正相关，即儒家伦理与良好组织行为之间有直接而明显的关系。黄国光（1988）认为，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仁、义、礼”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伦理价值体系，这一套伦理价值体系自汉代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就不断地通过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工具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成为民族集体潜意识中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