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标准的经济理论，不只是新古典的，都始于企业的存在，解释企业追求的活动范围是理解产业组织的中心，自然地，企业的边界问题也就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主题之一。[1]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一种主导的逻辑思路是从交易成本这一单元进行分析的，但理论界并没有裹足不前，近来不少学者对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反思，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资源基础观和价值基础观。 一、交易成本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交易成本理论在假定人类存在机会主义，以及对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从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交易中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三个维度来探讨企业边界问题，[2] 尤其是强调了资产专有性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即由于专业性的投资在未来不确定情形下很容易由于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而产生要挟问题，有限理性的经济活动者又无法预见或及时地采取合约等方式以克服这些问题，于是需要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策略将经营活动内部化进而减少机会主义所可能带来的损失。但毫无疑问，企业是无法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纳入其中的，因为在市场交易存在交易成本的同时，企业科层内部活动的协调也存在管理成本，于是企业就在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或与其他企业内部交易边际成本相等时达到均衡。但实际上在具体分析企业边界时，交易成本理论所坚持的是效率原则——交易成本最小化，它隐含地假定，预期收入是给定的，只要比较不同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就可以选择出最佳模式。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比较合约法被认为是解释纵向一体化的最具影响力的方法，但交易成本理论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批判。第一是关于人的本性的假设，它认为人类没有合作，只有机会主义(不受道德约束的自利)——在决定放弃其交易伙伴时，他假定他别无选择，因为事前他不能完全确定他的伙伴不会有机会主义，而事后的发现是有成本的。而采取企业组织的模式则可以通过科层控制以减少机会主义，这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但科层组织是否必然地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Ghoshal和Moran认为，[3] 事实上科层制很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机会主义行为可能随着制裁与激励而增加，因为它假定在交易中没有信任和值得信任，如此就需要更强、更精确的制裁与激励，于是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而一旦组织不能创造一种建立信任和承诺所需要的社会背景时，组织也将失败。将组织作为雇佣合约集合的观点导致了交易成本理论仅仅关注机会主义行为及克服机会主义的自我保护机制，于是过于夸大了机会主义作用，而忽视了组织相对市场的优势并不在于通过科层克服了“人类病变”，而在于影响了人类采取首创的、合作的及学习的能力。[3] 第二是关于成功的必要条件。交易成本理论关注的是如何以一种使交易成本最小的方式组织交易，选择治理结构时所采用的比较静态分析也就依赖于组织之间交易成本之比较，但它更强调的是交易成本在组织模式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生产成本。正由于交易成本理论假定生产成本固定不变，价格与技术也成了外生变量，这就没有给企业家在租金创造过程中留有发挥的空间，并导致了有关资源租金在组织间是恒定不变的。[4] 所以Williamson[5] 所谓节约就是最好的战略，这并没有认识到效率具有静态和动态两个特性，短期有效并不意味着长期有效。 交易成本理论对边界的阐释已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其提出了反证。Monteverde(1995)是最早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支持交易成本理论的学者之一，[6] 但近来他提供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他在实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汽车公司将部件的生产内部化，是因为汽车公司的有效设计与生产需要工程师之间的互相对话，如果他们在相同的组织内工作，他们就使用相同的企业专有沟通代码。这与前期他所谓的“担心准租被占用”这一观点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这些解释并不是基于机会主义的假设而得出的。另外，由于高度的人力资本专有性所形成的纵向一体化也并不必然地是由于害怕使用市场，而是由于在组织内部执行这种交易将可获得某种收益，于是他认为，如果用“组织利益”代替“组织成本”可能更恰当。Masten等(1991)也发现，人力资本专有性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交易成本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市场交易成本上升的结果，而是内部组织成本下降的一个结果，[6] Kobrin(1991)通过对企业的跨国一体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交易成本，技术密集度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变量。[7] 由此可见，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边界的解释是很有局限性的。 二、企业边界的资源基础观 交易成本理论在阐释企业边界过程中所表露出的不足，促使一些学者试图采取其他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探讨，其中资源基础观就是如此在对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评判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与交易成本理论一样，资源基础观也假定人类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但它对于自利——机会主义和逆向选择这一假设持有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相对于机会主义的假设，资源基础观更强调的是人类的有限理性。 根据资源基础观假设，即知识是具有默会性的、个体是有限理性的，[8] 企业纵向边界与横向边界就可以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来分析。[9] 比如，假设完成某产品的生产需要A、B两个阶段，如果维持B阶段的生产需要利用A阶段中所使用的知识，而市场无法有效地转换知识，此时A和B纵向相邻阶段就可以综合利用到同一企业内部，因为综合那些市场所无法有效综合的专有化的具有相似特性的知识将有助于提高知识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这就是说，资源基础观在分析企业的边界的时候，已将资源的“收益”也考虑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