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体系深度分析模型:以美国为例

作 者:
董静 

作者简介: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原文出处:
经济管理

内容提要:

企业体系编织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和文化网络中,每个社会因此以其独特方式推 动企业发展,并使该社会中的企业在某些行业或领域中更具竞争力,使社会与社会之间 产生明显差别。本文以美国为例,介绍了企业体系深度分析模型。以该模型为代表的研 究视角对寻求竞争优势的企业和试图增强本国或本地竞争力的政府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0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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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是以所有权为基础,通过权力等级来协调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组织。企业体系(Business System)是指以企业为基本主体的经济活动的协作与控制体系(Whitley,1999 )。不同企业体系中所蕴涵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能力受制度环境制约。具有不同制度 特征的经济环境,催生了不同类型的协调经济活动的企业。

      一、企业体系深度分析模型

      企业在其边界内外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受其所处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制约。Redding在 Whitley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研究企业体系的深度分析模型(Thick Description Model) 。这一模型主要由现实层、秩序层和意义层三个层次构成(Redding,2005)。

      模型顶部是企业体系,是企业日常运作的现实层面,反映经济行为中的合作与控制。 企业的性质与结构是指根据可以确认并可控的所有权关系界定需要合作的活动。企业间 的竞争与合作是指通过各种机制而非所有权来协调企业之间的各种联系,例如交易、联 盟等。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协调指企业管理人员如何使必要的人员、技术、资金等实现协 作的过程,涉及决策、激励等行为。

      企业的性质与结构、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协调互相关联。由三 者构成的企业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处于演变过程中,其形成和特征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这种环境既包括社会的制度结构,又包括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前者构成模型的第二层, 即秩序层面,主要指正式制度,它基本规定了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配置模 式,影响企业赖以运作的关键资源。后者构成模型的第三层,即意义层面,是指以文化 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此外,政府和历史在特定社会的秩序形成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物质因素和外来的观念因素也对整个体系的发展演变施加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不仅有一种企业体系。日本的经济并不全部由财 阀控制,美国也非全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大型企业。但是,对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体系 的剖析更能揭示一国或一地经济的典型特征。

      二、企业体系深度分析模型的运用: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企业体系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各种市场力量自由互动;政府不进行 直接干预,但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制度中渗透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政治体制上 的民主与分权为维护自由和责任提供了保障。

      以下以企业体系深度分析模型为工具,分析美国企业体系的部分特征及其制度和文化 根源,并据此探讨美国企业的优势领域(Redding,2005)。

      

      

      上图所描绘的美国企业体系的部分特征与其制度及文化间的关系,可具体细化为以下 几个典型轨迹。

      轨迹A:股东价值

      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有其鲜明的制度背景。覆盖面广泛的、较 为被动的、通过各种基金(主要是养老金)持有股份的投资模式,活跃的兼并收购市场, 使董事、职业经理人、基金管理者、金融分析家和各种中介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人物 。他们通过公开的对企业绩效的计算和分析,决定相应的奖惩,以强烈的理性主义给企 业管理层施加压力,并给整个企业体系带来张力。股东价值及其制度基础的设计理念可 以追溯到美国诞生之初,当时正是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时期。

      轨迹B:专业化管理

      在美国,管理已成为一个发达的专业化领域。这种现象与制度结构有密切联系。通过 基金等机构持有的股票所有权非常分散,这使公司需要由所有者的代理人来管理。在基 金投资管理者的推动下,对公司的评价集中在对业绩的理性分析上。激烈的竞争驱使企 业在界限明确的领域中运作,以便衡量业绩、实施管理和奖惩。同时企业的控制权和决 策权集中在管理层手中。这一模式受到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支持,还与发达的、专业化 的会计与审计机构相联,他们验证信息的可靠性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是否被遵守。同时, 对许多个人而言,对特定职业和专业的认同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对特定企业的认同。

      轨迹C:科学应用

      美国企业体系的一大优势在于其将科学发明成功转化为商业应用的能力。而且这些发 明创造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金融服务等领域。这一特点归因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支 持性要素。高度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有利于科学研究的教育体系和政府资助体制等,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研究和应用间的转化关系。科学研究本质上有赖于特定的 意识形态。理性、秩序、远见等这些主要品质,都是美国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的 产物,至今还在促进资源向科学领域的配置。鼓励冒险和追逐财富的各种激励措施(例 如产权、专利、上市)也在制度框架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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