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有制企业改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总体方向 是各级政府逐渐退出各类公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公有制企业；企业所有权由全民或 集体所有转变为私有产权。以国有企业为例，1994年我国大约有10.22万家国有企业， 员工4369万人，贡献34%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注：数据来源于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 。)而到2001年底，国有企业总数降低到3.45万家，职工人数降低到1810万人，在GDP中 的比重降到18%。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农村集体企业的改制步伐更快(Li和Rozelle，200 3)，部分省市，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等地已基本完成对集体企业的民营化 改造。 在此期间，我国经济以7%到9.5%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以产权改革为主体的企业改制 似乎至少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但伴随着经济增长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也开始体现 ，尤其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些矛盾 的焦点。这些矛盾继而演变为对产权改革基本方向的怀疑。200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金融 学教授朗咸平通过大众媒体引发了关于产权改革效率和分配的辩论，民众和众多中国知 名经济学家卷入争论。郎咸平从批评某个企业产权交易的行为开始，转而置疑企业产权 改革的整体方向，认为私营企业不能做大。最后以少数在香港上市的由大陆国家控股公 司为依据，认为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效率更高。 实际上我国经济学家中关于产权改革必要性的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其中以 同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辩论最为典型。理论是对现实高度抽象， 其结论完全取决于假设和逻辑推理的过程。要真正理解产权结构和企业效率在我国经济 转轨中的关系，就需要从实证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公有制企业改制的绩效。相比单纯的 理论推导，这种研究往往是理论学术不可缺少的实证基础，同时也具有更重要的政策意 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世界各国私有化的浪潮，经济学界对公有制度 企业改革的研究十分活跃。20世纪90年代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更是为经济学家研究 企业产权制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发达国家有良好的数据收集系统，而世界银行和 欧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投入大批人力物力在转轨国家从事微观数据的收集工作，这客 观上为从实证角度研究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原始材料。美国经济学会的权威刊物《经济 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有两篇重要文章系统回顾了过去近20年 内的企业私有化改革。Megginson和Netter(2001，接下来简称为MN)的文章回顾了世界 各国，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绩效；而Djankov和Murrel(2002，接下来 简称为DM)的文章仅限于转轨国家的企业私有化产权改革。两篇文章总结了几百篇相关 文献，其结论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总体绩效而言，除独联体国家外，企业私有化促使企 业采取了更多的改进经营的措施，企业的业绩有较大提高。 尽管MN对很多研究的方法论有所怀疑，但DM认为在如此众多的文献上得出的结论基本 上是可靠的。MN和DM都注重不同产权改革方式对绩效的不同影响，但DM的文章尤其强调 了改革后公司产权结构对改革绩效的决定性影响。DM对改革后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的绩 效作了排列：外部大股东控股的企业效率最高，尤其是在有国外投资人参股的情况下； 原内部经理人控股的企业效率其次，但已经较差；政府仍然控股的企业绩效更差，尤其 是在扣除垄断因素之后；由企业内部职工较为平均持股的企业效率最低。这种排列是基 于众多实证研究的，同时也有其理论基础。 企业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理人的人力资本和对其的激励，两者缺一不可。没 有激励，企业吸收不到有才能的经理人，即使当前经理人有经营才能，也不会最佳使用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政府控股的企业绩效得不到提高。无人力资本，不会经营，再好 的激励也没有用。独联体国家中许多原内部经理人控股的企业中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严重 过时。他们只熟悉计划经济下的各种操作(如多要原材料，偷工减料，追求数量而忽视 质量等)，而对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运作非常陌生。所以虽然自己控股，有最好的激励， 但仍然不能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外部人控股一般会引进新的经理人，并给予适当激励。 这就是为什么在转轨国家企业原负责人的人力资本普遍过时的情况下，外部人控股会带 来最高的绩效(Barberis et al,1996;Frydman et al,1999,2000;DM,2000)。 相对于其他转轨国家，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经济学界对我国企业产权改革的实证研究是 相当缺乏的，基于企业微观数据来讨论我国产权改制绩效的实证分析寥寥无几。(注： 有些研究使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来分析所有制和产权改革对企业经营的 影响(如Xu，Zhu和Lin 2003)。对于绝大部分上市企业而言，国家和法人占绝对控股地 位而且其股份不能流通，加上两地股市的投机性极强，很难反映公司的实际价值。滞后 的监管水平和公司报表严重不真的信息披露都使得股市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微乎其微。) Zhang,Zhang and Zhao(2001)分析了上海市近2000家各种类型所有制的企业从1996到19 98年的数据。他们先用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计算了每个企业的效 率值，然后对此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外资(包括港澳台)企业的效率最高，国有企业 的效率最低，乡镇和集体企业居中；相对于市场竞争程度而言，所有制对企业效率更具 决定性的影响。但他们只是将企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所有制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他们文 中并没有考虑从1996年到1998年中企业所有制的变更，因而这种静态的比较并不能用来 分析产权改革的影响。Chun,McCall and Wang(2003)研究了江苏无锡80家乡镇企业从19 84到1993年的经营情况。他们发现，当产权不变时，仅仅通过经理人激励合同对企业绩 效虽然有正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而经过股份制改造，股权 结构清晰的企业的经营绩效明显好于传统的乡镇企业。由于数据的局限，他们未能讨论 不同的股权结构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尤其是经理人持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