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企业，不论国有企业、私有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都应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应是中国国情与某个国家、某个行业、某个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个性相结合，而应是与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成功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共同性、趋势性的结合。因为这种共同性、趋势性，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股权企业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或迟或早会产生重大的、本质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公司治理的结构、机制与效率的国际比较，来探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共同性、有效性。 一、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 1、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结合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的实际，提出中央企业要加快建立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制度的步伐。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项重大举措。主要理由有三点。 第一，中央的要求。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指出：“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注：温家宝：《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党建出版社，2003年。）2004年3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工作时，明确要求“推行股份制改造，核心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第二，国企的实际。1990-2001年，我国新建企业的90％是股份制的。到2002年，国企的87.3％已完成公司化改革；上市公司已达1224家（到2003年底为1287家）。其他仍是按《企业法》注册的。但到2003年底，189家中央企业中，国有独资的180家，按《公司法》注册的不到10％。改制、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并不等于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上市，包括到境外上市，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也不等于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2002年美国出版的《投资中国》一书认为：“在中国投资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太差。”（注：W.Gamble：《Investing in China》，美国QUORUM出版社，2002年。） 第三，国际的潮流。2001年以来，美国先后爆发了“安然”、“世通”、“太科”丑闻。2002年7月开始实施《索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后，良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越来越被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投资入，看作是改善经营业绩、提高投资回报、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点。世界著名的麦肯锡公司2001年在亚洲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财务状况类似情况下，投资人愿意为“治理良好”的亚洲企业多付20-27％的溢价（premium）（注：哈佛商业评论丛书：《公司治理比较》，台湾天下文化书坊，2002年。）。2002年，他们在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财务状况类似的情况下，投资人愿为“治理良好”的美国企业多付14％的溢价（注：L.Rout：《Corporate Governance》，《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10月27日。）。 另据美国标准普尔公司2001年的一项调查，结论是“亚洲国家的企业，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上如果不做根本性的改革，任何管理技能的提升与科技实力的发展，都不足以让亚洲企业在国际舞台立足。”（注：哈佛商业评论丛书：《公司治理比较》，台湾天下文化书坊，2002年。）在欧洲，欧盟要求，前东欧国家的企业，必须改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特别是提高审计质量，增加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加入欧盟（注：P.Stiles等：《Boards at W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2、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界定 我国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国际上被称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十六大报告英文版用的就是“corporate governance”（注：《中共十六大文件汇编（英文版）》，中国外文出版社，2002年。）。在理论上将“corporate governance”译成公司治理，在实践中既有利于解决治理结构，也有利于解决治理机制问题，最终才能真正提高治理效率。国内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有关公司治理研究与实践的一个误区，就是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同于“公司治理”，使人们只注重治理结构、而不注重治理机制问题，造成了国企改制的“翻牌化”，新三会的“空洞化”（注：李维安：《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前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所以，本文后面用的公司治理，就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的概念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但仍存在不同看法。最狭义的概念界定，只局限在董事会的体制安排上；广义的包括股权结构、资本结构、银行体制、企业购并、公司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兼顾等。比如，在加拿大，《2002年政府向国会有关国企的报告》中，有关公司治理的内内容十分宽泛，包括治理方法、董事会的评价及更换、董事教育、董事薪酬、利益冲突、董事会与经营班子的关系、对首席执行官（CEO）经营业绩的考评、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公共政策的目际、风险确认与管理，以及CEO的继任计划等（注：加拿大政府网：《2002 Annual Report Parliament-Crown Corporations》）。 2001年在中国召开的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平田光弘先生提出，在公司治理的研究方面，当务之急是各国学者要对公司治理的关键词进行国际比较，以便取得共识（注：平田光弘：《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的现状与今后的方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2003年10月27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特别报道，主要是采访美国企业界、理论界和政界的一些要人，探讨公司治理。这篇报道的第一句活是：“在过去两年，很难找到一个词能像公司治理样，既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又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引起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治理的概念不清，比如，究竟什么是公司治理？什么是好的公司治理？（注：L.Rout：《Corporate Governance》，《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