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2〕04－0068－04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在他们的不完全合同理论模型中正式提出“剩余控制权”这一概念以前，西方企业理论中类似的用语有“权威”、“指挥权”、“企业家的权力”等。无论用什么样的称谓，作为“自觉力量的小岛”，企业利用“计划”手段配置资源是其与市场的根本区别。尽管张五常（1983）认为科斯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不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注：张五常（1983），《企业合约的性质》，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第363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但“团队生产”理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委托－代理”理论（霍姆斯特姆，1979、1982、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间接定价”理论（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以及“企业家”理论（奈特，1921、张维迎，1995）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企业权力制度的非对称性安排。其实，科斯（1937）早就指出“购买劳务——劳动——的情形显然比购买物品的情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购买物品时，主要项目能够预先说明而其中细节则以后再决定的意义并不大。”（注：科斯（1937），《企业的性质》，载于《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如果说契约关系是企业与市场都具有的共性的话，那么“就契约本身而言，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主要在于契约的完备性程度（completeness）不同。尽管绝对完备的企业几乎没有，但相对而言，市场可以说是一种完备的契约，而企业则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an incomplete contract）。（注：张维迎（1996），《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载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第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所以，自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John Moore，1990）等人在不完全合约理论中提出了剩余控制权概念以来，到现在这一概念在企业理论中已被普遍采用，并成为描述企业特殊性质的概念。 本文的剩余控制权产生的根源、剩余控制权产生两种的方式的分析表明：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是吸纳、消化企业合约所具有的更大的不完备性而采取的制度安排；剩余控制权来源于委托人财产所有权的“剩余”和缔约各方对“中心签约人”的授权。 一、合约的不完全性是剩余控制权产生的根源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经济学的任何收益或效用实际上都是“未来时”的。在习惯上，“未来财货”的现值通常是时间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变量的减函数。对未来时间的计算能够做到任何意义的精确，所以对时间支付的“贴水”通常也是精确而固定的（例如，固定的利率和债券收入）。但对于不确定性而言，将其精确化恐怕永远都只能是人类要为之付出的努力了。肯尼斯·阿罗（1988）说：“人们可以花费人力和财力来改变经济领域（以及社会的其它方面）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改变恰好是信息的获得。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注：阿罗（1984），《信息经济学〈中译本序言〉》。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正因为如此，不确定性也成了现代企业理论——如契约理论、间接定价理论、企业家理论等——关注的焦点。 获得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有两种方式：或者是有关未来事件发展变化的知识增加；或者是通过建立制度、对人们未来行为选择的集合与（经济）后果的联系作出明确规定来达到。知识增加有助于对未来经济变量可能发生的概率给予说明，从而减少了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而制度（正式的和默认的）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则是用社会规范的形式给出了人们各种行为与其后果的联系。从经济学效用的观点来看，制度告诉了人们哪些事是社会褒奖的，或容忍的，所以能做；哪些事是社会要惩戒的，所以不能做。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自然会根据自己行为的未来收益选择即期将要采取的行动。所以，把社会规范视为关于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法则、或者叫“支付矩阵”是恰当的。制度的“支付矩阵”的性质使得人们对他们未来行为的成本——收益的分析成为可能。就是说，通过对未来行为的收益或效用“贴现值”的比较和选择，经济人才有可能选择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没有这个“计算法则”，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与后果的联系就失去了可预期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就会很大。因此，公认的规范和法则通过建立人们的行为与其后果的社会预期，诱使或强迫人们选择为社会所规定行为方式，从而消除或减少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 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和规范性的经济意义是：（1 ）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降低了社会交易的信息成本，（2 ）社会规范建立了一套社会激励机制。制度作为一套社会游戏（博弈）规则，它告诉“经济人”未来可能是怎样的，还告诉“经济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自己效用的“最大化”。 借助知识的获得和制度的设立，未来事件经济意义的不确定性会大大降低，但不会完全消除。由于“有限理性”的缘故，知识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安排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没有遗漏。这就是所谓的契约（或制度）的“不完全性”。由于制度的“不完全性”，通过“支付矩阵”计算得到的、关于未来的收益或效用，其准确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对未来效用的预期的含混，会增加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他们活动的成本或抑制他们增加产出的激励。虽然，某些市场（如期货和保险）可以通过某个价格“出售”部分的“不确定性”。但由于“发现相对价格”也有成本（还是信息问题），可出售的“不确定性”极为有限。这导致了市场上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行为的出现，使得期货、保险和信贷市场往往采用各种甄别（discrimination）手段来剔除出高风险的交易。这样“不确定性”市场就无法做到出清。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将这种制度或合约中存在“漏洞”的现象称为合同（或契约）的不完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