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构成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但对它的研究却一直处于经济学主流之外。管理理论虽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但主要涉及管理方面的职能，却较少关注企业成长问题。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企业行为逐渐成为研究的中心，相应地企业成长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 一、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 古典经济学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 斯密（1776）通过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即企业作为一种分工组织，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分工使更高的产量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因此单个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同时随着分工的自我繁殖，新企业会不断形成，因此一国经济中产业和企业的数量也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尽管斯密没有区别社会分工（一般分工）和企业分工（特殊分工），但从他的分工理论中仍然可以同时解释国民经济中企业数量增加和单个企业规模扩大这两个范围的企业成长。 马歇尔（1890）在坚持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这个古典观点的同时，也试图把它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协调。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均忽视对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的分析，因此对企业随分工成长会导致的垄断问题暂时被放置一边，普遍接受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决定企业成长这一观点。但当马歇尔试图综合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时，这两者之间的理论矛盾就无法回避了。于是，他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的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这三个因素，把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协调起来。马歇尔认为，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灵活性的下降，从而竞争力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失去成长势头，更重要的是随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均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而且新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竞争，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 斯蒂格勒（1975）以企业的功能划分为基础，根据产业寿命周期分析了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重新解释了基于规模经济利益的企业成长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容的原因。在一个产业的形成初期，市场规模较小，这个阶段的企业成长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分工来实现，企业大多是“全能”企业。随着产业和市场的扩大，原有企业通过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实现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产业的社会分工扩大则导致企业数量的增加。因此，这个阶段两个范围的企业成长同时出现。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就是企业规模调整理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追求。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组件，企业内部的复杂安排均被抽象掉，“代表性企业”概念排除了实际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因此该理论中不存在独立的企业成长理论。仅有的关于企业成长思想是作为成本分析的一个附带内容，即静态的最优企业规模，在这种最优企业规模的分析中，企业成长部分地与调整机制松散联系。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所有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被动选择，没有企业任何主动性的余地（纳尔逊和温特，1982）。 在新古典理论中企业成长的基本因素均是外生的，如果企业面临的成本或需求曲线变动了，企业就会扩大规模。成本变化的原因通常来自技术变革或要素价格变化；需求变化则是由于收入变化或偏好变化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没有预期的关系，只是在短期会出现资源向利润率高的企业或产业移动，这时形成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的正向关系。如果在新古典企业成长理论中引入时间因素，则能够建立一种动态均衡模型，这时企业解决的是跨时约束最大化问题，企业目标相应地是实现未来利润流现值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即使目前企业处于最优规模，如果未来预期的“最优”规模大于目前的最优规模，企业也会扩大产量，出现企业成长。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 新制度经济学发端于对企业性质的研究（科斯，1937），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侧重于探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试图把握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则侧重于探讨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代理关系。企业成长通常既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功能的扩展，即企业把一些以前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纳入企业内部进行，这意味着企业边界的扩大，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可以分为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多样化经营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主要分析纵向边界的扩展。 科斯认为，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诸如签约、监督履约和追索违约等相关的交易费用，这种情况下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由企业家权威来支配资源，就可以节约上述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考虑是企业成长的动力。但是，一般而言，市场交易费用是与市场的发达程度成反向关系的，即市场发达程度越高，交易费用越低，反之亦然。按科斯的理论预测，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则企业成长的动力越低。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因为现实中通常是市场发达程度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为此，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认为应该考虑经济主体的交易效率因素，即市场发达程度提高，扩大市场交易范围，一方面增加了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且后一方面更为重要，只要交易效率提高的利益大于交易费用，市场的发达与企业的成长就可以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