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带来一个极好的机遇。中国企业可以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改造自己的企业，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境外企业可以进占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自1978年以来至今，外商在中国境内的直接投资及投资项目数都急剧增加。而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及投资项目数仅次于香港，居其他各国之首。 开办合资企业也许是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快捷、成本最低的途径。合资企业可以直接利用中方合资伙伴已有的销售渠道进占中国市场，还可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固定资产，使自己的产品更具有竞争性。合资经营企业迄今一直是外商首选的直接投资方式。 在中国开办中美合资企业，无论是对中方管理者还是对美方管理者，都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中美两国的学者对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都开展了许多研究。Pearson（1991）总结了在华开办合资企业的经验， 提出判断合资企业成功的标志。Pan等（1996 ）介绍了美国企业如何进入中国的经验。Tse等（1997），Adler等（1992），以及Eiteman（1990 ）分别介绍了如何与中国企业谈判的经验。Yan等（1994 ）分析了合资企业母公司双方的关系如何影响对合资企业的控制。Bjokman（1995 ）分析了合资企业董事会如何运作。Von Glinow等（1988）分析了合资企业中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及解决办法。Ting—Toomey等（1991）、 Child等（1993 ）比较了合资企业中双方管理风格的差异以及双方管理者之间及内部的冲突。范克强和沃姆（1998）论证了在华西方企业中中西方管理人员的价值观冲突与适应方式。孙学文（1997 ）， 王海涛（1997），徐文学（1997），陈新力等（1998）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的角度探讨了对合资企业的导向。林英（1996），陈筱芳（1996），邹昭唏（1997），李秀芬（1996）站在中国国家所有者的立场，提出国有企业与外资合资时其无形资产如何作价投入，揭露某些中外合资企业的外方母公司转移价格避税的问题。上述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经济政策或企业经营角度研究合资企业，基本上没有涉及合资企业内部管理和中外方管理者之间的工作关系问题。陈镇雄（1997）指出中美合资企业中美国的“制度管理”占主导优势，但为适应中国环境也不得不接受某些中国的管理方式。莫安达（1997），丁榕芳等（1996），黄燕（1996）分析了三资企业中的劳资纠纷问题。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Jim Mann（1989）的一本在美国很有影响的中美合资企业个案研究的著作，《北京吉普：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短暂而不愉快的浪漫史》（Beijing Jeep:The Short, Unhappy Romance of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书中对中国政府、合资企业中方合作伙伴及管理者的消极评论随处可见。我们曾向该合资企业的中方管理者问及是否读过这本书以及对该书的评论。一位中方管理者回答说读过，而且同样也不愉快。他不否认该书中列举的许多事例都是真实的，但他完全不同意作者对这些事例的评论。他反唇相讥道，如果连中方管理者在办公室中放张床都要非议的话，那他还看不惯美方管理者把家人的照片摆在办公室里呢！他尤其反感作者在作这种评论时对中国企业和中国管理者的态度。 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实会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对对方都带有强烈的否定态度？诚然，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中美双方管理风格也有很大差异。所有这些差异自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在合资企业中的管理活动。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差异对合资企业管理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双方管理者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又如何处理这些差异带来的管理冲突。然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只着眼于合资企业的建立及经营过程，却没有涉及合资企业中双方管理者日常管理的工作关系。 作为一项先导性研究（ Pilot study），我们试图走近合资企业管理者的日常活动，通过双方管理者对对方的评论来了解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 一、方法 我们决定通过访谈中美合资企业中双方的高级管理者——总经理们、副总经理们、总经理助理们、以及部门经理们，以了解他们相互间的评论。在这种访谈之前，我们首先访谈了中美两国政府主管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的官员们，企业咨询机构的专家们，以及专门从事企业管理研究的学者们，请他们介绍中美两国对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现行政策及问题，合资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个人见解。根据这些人士的意见，我们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我们在访谈中向合资企业双方管理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有：（1）中美双方管理者在合资企业经营管理中各自的优势和劣势；（2）中美双方管理者对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各自可以有哪些独特的贡献；（3）在合资企业经营管理中经历过哪些惊喜和困惑；（4）当接受他人打算在中国办合资企业的咨询时， 根据自己的经验会提出哪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