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00）01-0072-08 一、一个争议性的命题 本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情势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日本，企业生产力提高，经济快速成长。不久，日本即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到1989年，日本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金额高达三千亿美元。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相继在经济上表现突出，经济成长率领先各国，社会学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例子”。这也是继西欧与北美之后步上现代化的第二个例子。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东亚），除了个别条件不同之外，儒家思想似乎是这些地区共同的文化因素，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于是有些学者肯定地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显著的例子如：鄱金斯（D.H.Perkins）的《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关系》[1]，陈其南的《儒家文化与传统商人的职业伦理》[2]，他们一致认为：作为“儒家伦理”价值基石的家庭制度，在传统社会中，可能诚如韦伯（Max Weber）所述，构成市场经济的阻力； 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变成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83年12月的“Forbes”商业杂志，刊出《亚当史密斯与孔子在何处相遇？》一文，认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功，受惠于儒家伦理之要求人民“服从权威、忠于家庭、尊敬长者，以及勤奋努力”。美国汉学家顾理勒（H.G.Creel）于1984年8月发表《孔子与现代世界》，强调“孔子令人佩服的开明心态，他对教育的重视，以及他之坚持人人皆有机会尽量提升自己的知能才性。”接着美国社会学家柏格（Berger）采用韦伯以简驭繁的办法，看看儒家伦理是否兼具“入世”与“禁欲”的双重特质，他从这个角度提出《世俗性——西方与东方》一文，认为儒家伦理包括“敬重上下之别，对家庭献身，以及整套关于个人纪律、勤俭，与美德的规范。”这一作法引起多数学者的注意。台湾学者傅佩荣于1986年8月19日《中国时报》， 发表《儒家为现代化提供伦理基础》，他从儒家人性论的探讨出发，认为“儒家伦理确实为‘入世’与‘禁欲’这双重特质奠下基础。一方面，人的向善之性必须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实现，因此儒家重视家庭、社会、国家，表现明显的入世性格；另一方面，潜存于人性中的善，使人选择符合禁欲精神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修正韦伯对儒家的批评，而肯定儒家为资本主义、为现代化提供了伦理基础。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东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说法。如从学术史的观点看，这项争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名著《中国的宗教——孔教与道教》，韦伯率先指出，中国宗教缺乏“新教伦理”般的转化世俗的精神驱力，以致无法发展出现代的资本主义。数十年之后，费伟克（A.Feuerwerker）和莱特女士（M.C.Wright）各以历史事例的分析加强了韦伯理论的正确性。费氏辩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失败，关键在于无法突破儒家价值制度的藩篱[3]。 莱特女士也指出：“同治中兴”的挫败，追根究底仍是儒家意识形态从中作梗所致，因而无法缔造一个现代国家[4]。赖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5]，更总结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感情上虽然眷恋传统，理智上却与传统疏离。在当前的社会里，儒家文化恰似博物馆的“木乃伊”，只有观赏的美感价值，却丝毫不能起实际的作用。1987年8月26日， 吴大猷于台湾联合报发表《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和儒家思想》，认为：儒家伦理思想在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就上，既未成一“必要”因素，亦非一“充足”因素。因此他说：台湾经济发展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大，对香港、南韩、新加坡的影响更小。可惜他没有谈到日本的情形。 有些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然而也有些学者反对这个说法。可见“东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一个争议性的命题。既然是一个命题，我们可以拿事实来检证。所谓事实就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实况。 二、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以下我们要列举企业经营中践行儒家思想的实例。因资料所限，我们只举台湾和日本的例子。 （一）据论语把算盘 享有“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日本现代化之父”荣誉的温泽荣一，一生以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阐扬“论语与算盘”而著称于日本企业界。他曾担任大藏大臣，掌理日本财政。辞官之后，参与创建第一银行，他成为该行的首任总经理，负责一切经营管理。从创立的1873年开始，到他退休的1916年为止，温泽一本《论语》的思想，实践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在这一段时间，他也定期为员工讲授《论语》，调教出该行待人接物的亲切，朴实无华风格。继任的总经理佐佐木勇之助，也维持旧习，不仅在东京总行，而且在40家分行，员工都要研读《论语》。如今第一劝业银行（后来合并劝业银行而成）已是全球最大的银行（1991年资本额高达4357亿美元）。 温泽一生创办投资的企业，不下六百家之多，至今经营历史已逾百年以上的有：第一劝业银行、王子制纸、日本邮船、东京海上火险、大成建设、东京瓦斯、帝国大饭店、日本女子大学、一桥大学等，这些企业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客观环境因素外，最主要是他在参与创业之际，所秉持的方针是《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指示。因为一时投机之利，未必久远；反之，如符合一定的道理，有义理存在，那么这个事业一定可以长远发展下去，即使目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惜。因而他身后留下的《论语讲义》及《论语与算盘》，所阐述的经营之道，就格外具有说服力。温泽氏在他的《论语与算盘》书中说：“真正的利殖（工商业），如不以仁义道德为基础求得者，既不能永续，亦无法久持。”[6]又说：“事业家的职分是尽一切力量， 根据仁义道德来进行利用厚生之道，以便努力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7] 这是他的道德经济合一论。所以当过日本天皇教席的三岛中洲就说温泽氏创办企业，是“据论语把算盘”。 （二）企业家研读四书五经 日本企业界的高阶层经营者定期聚会，敦请名师指导。最具代表性的是，聘请日本汉学泰斗安冈正笃讲授《四书》、《五经》、《十八史略》等中国经典，阐述君臣之间的经国济世之道，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帝王学”。在东京有“不如会”，会名取自《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之意。会员有野村证券（世界最大证券公司， 1988 年资本额高达3720亿美元）、东京电力、东芝、东洋工业、大和证券、三井物产等近百名大企业都有高阶层人士参加。“而学会”取名自《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之意。成员有西武百货董事长等大企业经营者、政府官员、建筑师、“产业新闻”及NHK的记者等，聚会场所在东京。 在关西一带则有“无以会”，取自《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之意。会员有住有人寿险、大阪屋证券、住有电气、三和银行、松下电器等大企业的经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