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3-0031-05 一、私有产权制度效率机制的分析 从统计数据到实地考察等多方面材料都显示出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私有经济的确比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更有效率，那么是什么要素和机制在起作用呢？因此，我们必须尽量深入地对私有产权制度进行研究，而不能只凭直觉。在这里也就是探讨是什么要素和机制在对私有产权的效率水平产生影响。 1.效率的驱动因素。效率其实质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主体偏好的最大化，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经济主体必须是行为理性的主体，它必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现代私有制下经济人的行为理性的确和私有这一本质特性有关，私有制本身就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激励机制，但行为人的理性程度又受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首先，经济的高度市场化才可能对经济主体产生利益诱导，使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则只会产生小富即安的结果。而这种市场化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利益的诱导上，同时，也体现在来自竞争的压力下，因此，充分的竞争是产生经济理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现实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存在迫使经济主体为了生存而成为理性的经济人。另外，为了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经济主体还必须掌握完全的信息，或通过试错逐步接近掌握完全的信息，这样才能保证其作出正确的决策。最后，经济主体还必须依赖可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机制，使之可以在不同的行业和市场中进行选择和流动以实现现有资源的最大利益。以上条件是实现理想的或完备的经济理性所应该具有的条件，这实际上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使市场实现一般均衡的条件。从这些约束条件看，实际的经济活动和这种理想的完备市场还相差甚远。首先，信息不可能是完全可以掌握的，由于受信息收集成本的约束、受时间和机会不重复性的影响以及受竞争中人为造成的信息封闭和歪曲的影响，就使得在有效时间区间内竞争对手不可能掌握完全的信息。同时，由于垄断的存在以及政府政策的限制，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以及不同市场之间也是难以完全自由流动的，或进入成本过高以致阻止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因此，现代私有制下的经济人也只能对现有条件求一个满意解，而不能对理想状况求最优解。既然私有产权不可能必然达到对效率而言的最优状况，也就不能得出它就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这一结论了。但据此也可以看出，经济人实现经济理性的程度（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决定了经济制度的效率，效率的关键决定因素就是经济人实现行为理性的能力。 2.效率的保障制度。私有制实际上是一种私有的产权制度，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私有产权制度是由一系列通过法律进行维护的规则和制度组成，而这种制度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完善的。完备的产权包括：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决策权、让渡权和排它权。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就意味着经济资源的所有者必须对其决策承担全部的责任，同时也获得全部的收益，这实际上就保证了激励和约束的统一。这种保护包括法律体系、社会契约、政权体系等，其实质是以一种共同的社会财产保障制度替代了个人自我保护，大大节约了成本。对产权的保护程度直接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因为保护手段除了强制性的法律体系外，还包括自觉遵守的社会默认规则以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这种社会财产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正是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贪污腐化盛行的根源，从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仅仅进行财产权利的变更不能根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原因。 3.社会效率和私人效率的统一。效率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高境界，即使所有能进行分配的经济资源都得到完全的分配，实现在不使其他人效用水平降低的情况下，自身效用水平最大化。正如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萨伊所言，个人追求私利的同时就实现了社会的公益。这种境界实际上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状态，正如科斯所分析的，只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交易成本为零时，市场交易各方通过协商才能实现这种最佳效率的结果，从而消除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并使结果与最初产权的归属无关。而现实中，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就会出现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外部性问题，交易各方难以自动在协商中达成合作，这种情况下，明确界定产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产权关系明晰的情况下，产权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会自动寻找在现有条件下最节约交易费用的企业组织形式，促进相应产权保护法规的建立和产生政府干预的需求，即通过企业兼并、法院制裁以及宏观调控使私人效率和社会效率尽量地统一起来。同时，明晰的产权关系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它能提供一种激励兼容的制度，使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 4.现代企业制度为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的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私有经济中企业组织形式由业主制为主向现代企业制度为主的转变（按产值和利润比重划分），产权制度对其效率的影响又具有了新的内容。当业主制是私有经济中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时，业主对企业的全部资产具有完全的责任和权利，在竞争的压力下，他对全部企业的资产具有充分的理性行为能力。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兴起，企业的所有者就分散为成千上万个股东，所有者和经营者实现了分离，所有者对经营决策的直接影响日益减少，这时股东的私有产权就不可能是影响企业效率的关键因素。在股份公司，真正决定企业效率的是完善的企业制度本身，这种制度是一种以契约关系将各种生产要素组织在一起的制度，它承认要素贡献者对要素的产权，即股东对股份的产权；企业家对管理能力的产权；技术人员对劳动成果的产权；工人对劳动力的产权。在承认和保护这些产权的基础上，现代企业制度就具有了一种激励兼容机制，它能使各要素贡献者在追求自身经济理性的同时又确保了企业具有实现经济理性的能力。例如，股东只对其投入的股份具有产权和经济理性，他可以根据投资的多少来决定参与企业决策的能力，但更多的情况是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虽然分散的股东只追求其有限份额股份的利益，但这却造成了对经营者的制约，使之必须顾及股东的利益，必须在保证股东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理阶层为企业贡献的是其管理能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们对这些能力也拥有产权。当他们向企业贡献这些能力时，其产权必须得到承认和实现，实现方式包括：和利润挂钩的年薪制、和企业长期利益挂钩的配股制以及各种与职位相连的福利待遇等。经理阶层所付出劳动的产权如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不仅可以激励其更努力工作，而且可以把经营者的自身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现代企业制度使得经营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和保护其他要素贡献者的产权，使其利益不受侵犯，这就使得经营者必然要受其他要素贡献者的约束，这些约束包括股东的约束，技术发明人的产权约束，工会的约束，以及企业内部的其它制度约束，同时，他们还受来自市场的约束，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的职业市场。正是由于这种激励约束机制的存在，才使得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具有了经济理性的行为能力。同时，在现代企业中合作意识和团队利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人利益至上已被唾弃，而现代企业制度正好为企业追求整体利益提供了一种制度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