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四通，竟不知是谁的。对于四通产权不清的苦痛，四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四通”）总裁段永基感受至深。尽管12层的四通大厦已矗立于中关村寸金之地，但他总感到大厦“地基”不稳。他深知，四通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框架，关键在于制度基础的产权不清。从加盟四通到执掌四通，他经历了四通高层三次大分裂，而每次分裂均祸起于产权这个核心。尽管段永基力挽危局，但他从未消除如履薄冰之感。 在1998年，北京市工商局透露一个重大信息：中关村的2000多家高科技企业在饱受产权不清之苦，其中包括四通、联想和亚都等知名大企业。鉴于中关村是北京最具后劲的经济增长点，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贾庆林1998年在北京市人代会上承诺“一定要摸清这批大企业产权归属问题”，并将其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奉命首选目标就是四通，但据负责官员透露：“由于年代已久，其产权面目全非，即使摸清资产归属，因其规模庞大也难真正归位。” 民营企业：四通人的一种创造 四通的发家资本不是私人出钱，也不是公家投资，而是借贷。 1984年5月16日，中国科学院7名科技人员毅然走出院所，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贷2万元， 办起“四通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四通的前身）。创业元老之一，现任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的沈国钧证实：“创业者没有任何一人投入一分钱，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投资一分钱，创业初期的运营费用全靠单位借贷和银行贷款。”四通是科技人员以技术投入白手起家的，但当时中国还没有技术股或创业股的概念。 最开始的四通，因挂靠四季青乡被定性为“乡镇企业”。后因吸纳一批待业青年，又享受“知青企业”待遇，公司也升格为“四通总公司”。1986年注册为“北京四通集团”，变成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四通三改其名，但始终打着“公有制”烙印，此中奥妙在于可享受诸多优惠政策。 四通创业者并不糊涂，为避免沦为“大集体”性质，他们一直恪守“四自原则”——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80年代，四通特别强调自己是“民办企业”，无上级主管，以此区别于“官办集体企业”。从这层意义上看，四通的产权模糊换来了经营自主权。 四通公司与四季青乡有着特殊渊源，不仅起家资本来自四季青乡，而且最初的挂靠单位也是四季青乡。为避免财产上的纠葛，四通人在创业的当年（1984年）便还清了最初的2万元借款。为扯清挂靠关系， 四通曾将每年的20%的纯利润上交给四季青乡，在回报上“两清”，并尽快与之脱钩。 寻根求源，四通人是白手起家，因为创业者个人没有出资，产权也未量化。为赢得政策优惠和社会认同，四通将财产确定为集体所有。这是那个时代的创造，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自我改制：小环节卡死大思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自筹资金起家的民办企业，由于政策限制加社会歧视，约有70%注册为集体企业。从1987年开始，理论界曾试图对这类企业“定性”，但最终只给了似是而非的说法，民办只是相对官办而言，即民间办企业，只要注册集体性质就为公有制企业，集体财产就不能私分。 在80年代中晚期，四通高层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产权意识，但股份制改革踌躇不前。1986年6月，四通公司内部发行股票， 虽然动机源于筹措资金，但四通人将此举清醒地定位于“所有制改革的一次重大尝试”。可惜，四通的“内部股票”实际是“内部债券”。在操作上，采取保本付息的办法，规定一年后可以连本带利退股。 四通真正的股份制改革探索在1988年启动。最初思路是，四通没有政府投资，属纯正的集体所有制，财产应由四通员工共有共享，而且资产已经确定，人员也已确定，只须将这些资产划分到这些人头上。对存量资产进行内部人量化，是四通人当时的第一选择。 此方案被交给吴敬琏率领的专家组审议，第一次讨论就出现两种新思路。一种思路以学者为代表，主张按照经济学的严格要求，一步到位，把四通产权明晰起来，具体做法是给四通经营者留下30%股份，其余70%股份分给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作为基金。这一思路遭到当时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反对。另一种思路由海淀区政府提出，但当时缺乏政策依据，故也未能施行。 四通股改的第二个方案由刘纪鹏设计。思路是存量资产可以先不明晰，重新构造一个四通新技术产业公司，把“新四通”做成一个规范的股份公司，并且是中国第一个有外资参股的上市公司。这个方案得到大多数人赞同，四通因此被列为国家体改委的股份制改革四大试点之一，作为民营企业类型的代表。但操作中在一个政策环节上卡了壳，四通试图在海内外融资，可外贸部官员说，向境外发行股票就是借外债，民营企业没有外汇指标，需要特批。当时政策弹性空间较小，四通又未能及时调整，所以计划又被束之高阁，可谓功亏一篑。 历史挂账：产权问题一拖3年 时隔不久，四通的某些领导人卷入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事后，以沈国均和段永基为首的四通新一任领导班子对此曾有深刻反省。正是因为四通的财产关系不清楚，内部没有根本上的制约机制，才致使公司的某些领导人可以拿公司财产去搞个人投机；另一方面，可能也正因为四通的这份家当是“大家”的，某些领导人也才敢于在所不惜地用来个人投机。因此，四通要长治久安地稳步发展，必须明确财产关系。但在当时，四通内部的小环境和国家的大气候都不允许四通进行股份制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