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变局不仅表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更表现在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间一直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国家面临严重困境，处于相对衰落状态。自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建立以来，西方曾不遗余力地在全球开拓市场并获取巨量资源和财富，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西方在全球倡导和推行“去国家、放管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与政策，经济全球化进入“超级全球化”①阶段，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换言之，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似乎在西方一直能够得到妥善处理，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可以用“互融共荣”来形容。但问题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迄今都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不仅如此，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竞相抬头，一些国家甚至在政治上转向保守主义，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大幅度调整，新自由主义神话基本破产，国家中心主义大有强势“回归”之势。为什么西方近些年右翼民粹主义赫然勃兴、极端民族主义重新占领政治舞台，尤其是主权国家“王者归来”?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深入剖析西方国家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流行起来，但这一现象或趋势早已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注意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资产阶级之所以需要世界市场，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高度依赖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是为了获得价值和利润，资本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资本必须不断开拓市场以实现积累和获取更多财富。因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创造世界市场既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更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图景。伴随资本全球扩张的是殖民与反殖民、掠夺与反掠夺、遏制与反遏制，由此资本需要借助包括国家在内的多种力量实现自身利益，将资本关系和权力布展到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追问当代西方国家为何“王者归来”，理解当前西方国家所处的相对衰落状态，必须要立足资本霸权的视野，省思资本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本文的研究表明，自资本登上西方政治舞台后，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两大阶段分别指的是嵌合阶段与分离阶段。所谓嵌合，是指资本促进了民族国家这种新型国家形态在西方的建立，并在民族国家构建后借助其对外扩张，直至形成世界体系；资本与民族国家密切合作，共同通过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占有全球生产剩余的绝大部分，这些财富是资本霸权的象征和成果，也是支撑民族国家发展所需巨大经济成本和走向强大的保障。所谓分离，是指随着资本的过度积累，西方垄断资本内部开始分化并产生矛盾，一部分资本发展为国际垄断资本并试图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另有一部分资本则试图维护民族国家主权，反对“去国家化”。嵌合阶段对应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资本出场与民族国家建立，西方逐渐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第二个时期资本扩张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形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殖民掠夺和帝国主义战争等手段占有世界资源与市场。分离阶段对应第三个时期，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过度积累，西方国家利益不断受损。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如何，既取决于西方不同资本集团的博弈状况，也与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息息相关。 二、资本出场与民族国家建立 民族国家，又被称为主权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尽管关于民族国家的内涵，尤其是民族与国家何以结合到一起获得现代性，学术界始终存在很大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近代欧洲，且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资本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之所以出现在近代欧洲，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欧洲自确立封建制度后，王权不仅面临众多的地方封建领主们的掣肘，实际管辖和控制力度相当有限，而且面临教权的制约。这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在政治上从来就是支离破碎的”③。据统计，15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的独立政治单元多达500个左右④，战争直到近代初期一直都是欧洲各国最主要的活动。因此，欧洲的“封建”概念，其实是一种“碎片化”的政治社会状况。与频繁战争伴随的是频繁的民族迁徙和民族冲突，使得居住在同一区域内的民族主体更换频繁。 在“碎片化”的政治社会状况下，欧洲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国家统一。世俗君主摆脱教皇制约成为处理本国事务的最高统治者，把分散于封建诸侯手中的权力集中起来。在世俗君主构建统一的王朝国家过程中，新生的资产阶级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⑤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从四面八方流动到城市谋生的商人和手艺人，这些以工商为业且信仰交易伦理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这些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市民阶级不经意间参与到了欧洲的政治事务中。其一，欧洲皇室贵族们在生活上的大量开支需要金钱支持，他们的求助对象主要就是新生的富有的市民阶级。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欧洲频繁的战争迫使各地的统治者，“一是占有大量而稳定的财富资源，二是发展大规模的集中的军队管理。”⑥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利于经济发展，统治者们很难通过正常的税收手段获取足额的财政收入，只能从富有的市民阶级那里融资。“资本家(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贷款的筹集者和偿还贷款的财政收入的管理者或者甚至是财政收入的筹集者，来为国家服务。”⑦换言之，欧洲资产阶级最初的政治行为是帮助世俗君主反对教权、以集权的形式构建统一的王朝国家，让国家“重新壮大起来”⑧，而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则尚未提上日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反对封建君主及其背后的整个封建制度。“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