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赛亚·伯林的著名文章《政治理论还存在吗?》提出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以来，作为规范研究的政治哲学在看似繁荣中潜藏着危机。在伯林看来，一门学科的消失主要有两种理由：一是它的主要依据，无论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或者是逻辑的，都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二是已经出现新的学科来完成此前旧学科的工作。①虽然20世纪70年代《正义论》的出版引发了随后几十年政治哲学的复兴，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所谓的“伯林问题”并没有在学理上得到满意的回答。具体而言，政治哲学的学科价值受到以下两个挑战：其一，就其自身而言，政治哲学的根据发生了动摇，例如传统自由主义所依赖的自然法传统；②其二，就其竞争者——政治科学而言，在取代原来由政治哲学所承担的工作。时至今日，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对传统政治哲学的规范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③伯林本人则试图用多元主义原则来为政治哲学的存在进行辩护，“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在怎样的世界里，政治哲学在原则上得以可能?’答案只能是，‘在目的冲突的世界’”。④问题在于，伯林的回答顶多设立了政治哲学存在的社会必要条件，而没有真正为政治哲学学科建立可靠的知识依据。事实上，同样处于战后西方政治社会背景下，从1956年彼得·莱斯莱特宣布“政治哲学已经死”⑤到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复兴政治哲学，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恰恰说明单纯的社会政治因素不能解释政治哲学这一学科的兴衰。一个学科的确立和发展仍然有赖于学者厘清学科边界和建构学科规范的努力。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政治哲学既有可能仅仅停留在政治观念的层次而变成为各种意识形态辩护的工具，而无法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也有可能成为政治科学的附庸，在实际研究中把价值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 因此，解答伯林问题不仅需要回答“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还需要回答“政治哲学学科何以可能”的问题。正如阐释文本的行为古已有之并形成形形色色的“释义学”，但是作为现代学科的阐释学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同样，政治哲学学科要有效回应当代政治哲学问题，应对政治科学的挑战，就必须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恰当的定位，明确其学科任务目标，确定稳定的研究对象与特定的研究方式，明确内在的学科划分并形成各自较为明确的评价标准。 为完成上述任务，本文首先回顾二战以来西方学界对“什么是政治哲学”的几个流行回答，并指出这些理论回答与学术实践不能有效回应“伯林问题”的原因是它们试图用各自特定的哲学观念去思考政治，只能陷入形而上学的“争吵之中”。其次，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政治”的概念来确定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与其他规范学科相区别，从考察“哲学”的思考方式入手来明确不同于政治科学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最后，通过在政治哲学内部划分“元政治哲学”、“规范政治哲学”和“应用政治哲学”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规范政治哲学，以及从学科机制上说明政治哲学学科是如何回应“伯林问题”的。 从哲学思考政治：“伯林问题”的四种解答 尽管受到政治科学的巨大冲击，二战后西方政治哲学学者们依然通过对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推进政治哲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若干学术流派，并在事实上回应了“伯林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对这些流派的梳理并不重在评判其规范理论的优劣得失，也不着意分析其研究方法恰当与否，而是重点围绕“是否存在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存在的条件”等本体论问题，探讨它们是否成功寻求到政治哲学学科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石。 (一)剑桥语言分析学派：政治哲学等于意识形态话语 建构政治哲学学科的理论基石，首先要考虑反对者的声音。深受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影响的剑桥思想史学派就体现出强烈的“反政治哲学”的倾向。斯金纳就认为“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种绝对的分别……所有的哲学文本都是一种朝向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⑥波考克则通过对传统政治思想研究方式的质疑展开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清算，他认为“作为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某一政治著述的连贯性本身被误认为是一种历史现象。因而对于文本的历史诠释、引申或注解就在于发现上述种种连贯性”。⑦其言下之意是政治哲学的学术价值仅仅体现为对经典政治哲学家的非历史解读，缺乏学术正当性。其次，波考克试图将政治哲学转化为政治思想，再转化为政治语言学。“政治思想家被认为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在共同体的语境下思想的，他是以该共同体公共语言的特定形式说话的。”⑧从探求历史上真实政治观念的学术目的出发，剑桥学派对于传统政治哲学史的批评是成立的，但这并不能构成否认政治哲学存在的理由。首先，剑桥学派对政治哲学的看法是建立在这一学派对“政治”的极为特殊的理解之上，“与政治科学不同，政治并非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其中伴随着非常错综复杂的沟通结构”。⑨这就把政治冲突、制度安排等关键性的政治议程排除出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回避了对政治价值“对错”的判断。其次，不能把“政治话语”的结构分析当作哲学分析的全部，批评者在分析以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学派时指出，“语言来行事不同于用信号来行事，语言的特别结构造成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可以单纯地用来记述，……‘纯粹记述事实’的求真本身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真假成为独立的判别标准”。⑩政治哲学固然有其社会价值和社会效果，但其首先和基础的任务仍然是“阐明事理”而非“影响众人”。仅仅试图通过政治言语分析替代政治哲学论证，进而宣告政治哲学已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