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0年代开始，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在此之前，独裁政体的数量是民主政体的两倍多。2008年前后，两者关系发生了逆转，民主化浪潮达到顶点，民主国家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此外，随着苏联的解体，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现代西方民主斗争以来，西方民主制度似乎大获全胜。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观念(它常常被误解)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了“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达到终点，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实现普遍化”的阶段，这一观念体现了那个时代亢奋的，甚至必胜主义的精神。 然而，仅仅在西式民主达到其顶点后的10年左右，那种亢奋和必胜的信念就已经崩溃。在拉丁美洲和东欧，西式民主正在衰败，在一些国家甚至已经崩溃。在亚洲，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国，甚至在世界上最大的西式民主国家印度，都出现了西式民主的倒退。在美国和西欧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地建立西式民主的地方，其民主也出现了显著衰退。现在学者和评论家们不再庆祝“历史的终结”，而是在反思上述的种种趋势，为民主的解固和专制化而担心。匈牙利现任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989年，当时他是一个反对独裁的人，但后来变成了一个反对民主的人，最近他声称：“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 尽管在之前所有的民主化浪潮之后都会紧接着出现逆流，但今天的民主倒退至少在一个关键方面与此前不同，即当代民主更有可能是逐渐衰落，而不是迅速消亡。当今民主的主要威胁是通过投票获得权力的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通过政变获得权力的独裁者。在深入思考这一点后，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将我们的时代称为“民粹主义时代”。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如何理解为什么西式民主正陷入困境，而民粹主义却盛行于世？今天威胁民主的民粹主义浪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二、关于民粹主义起源的争论 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引起相关研究的激增，既使美国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同时也鼓励了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流。当前关于民粹主义的广泛的跨学科文献在研究什么？掌握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聚焦于那些体现研究特点的重要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各门社会科学内部在理解政治生活方面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或不同观点，因此，在民粹主义的背景下审视它们，可以提供一个在更普遍意义上评价民粹主义的实质和优缺点的机会。本文考察了研究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的成因，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成因的文献，当然，这些文献大部分也借鉴和引用了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 民粹主义这个术语目前在学术和大众话语中都非常流行，所以在深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它加以界定。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运动或派别，它强调摩尼教式的、“我们与他们对立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我们”与“他们”进行的是零和斗争，“我们”指“人民”，通常是从种族或小群体(communal)角度界定的，而“他们”指自由派精英、建制派、少数族裔或外来移民。此外，民粹主义者声称自己是民主的，但是他们是从多数主义和非自由主义角度来理解民主的。事实上，他们的许多言论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即现有政治制度不顾、忽视或公然违背了人民利益。这种自相矛盾的理念让我们看到了民粹主义者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们蔑视自由民主的许多基本规范和制度，例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以及承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分立、特别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 关于民粹主义起因的一个重要争论发生在基于需求方的解释与基于供给方的解释之间。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基于需求方的解释是指这样一些论点，即把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归结于公民不断变化的不满或主张。这一解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因为它们在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或个人。相比之下，基于供给方的解释将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归结于民主自身性质的诸多变化，特别是权力精英和政府机构越来越无力或不愿回应公民的需求。因此，基于供给方的解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释，因为他们在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时，其关注点是政府、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政党和其他行动者的失效。 三、基于需求方对民粹主义的解释 基于需求方解释民粹主义的学者们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即是优先考虑经济需求，还是优先考虑社会文化需求。 (一)经济方面的不满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对民粹主义的研究突出了经济解释。这些解释集中关注的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技术革新等各种经济因素如何使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更加不安全，以及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居民，让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享有特权，从而在公民中产生不满和分裂。 在这些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在其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记录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在这几十年间，经济收益份额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如此。在美国，一个无可否认的极端例证是：2019年，贫富差距达到了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开展跟踪调查以来的最高点，最富有的1%人群控制的国家财富“超过了整个美国中产阶级”。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等学者认为，更糟糕的是，不平等的加剧伴随着“不安全感的上升，因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增加了收入的波动性”，也导致工作变动更加频繁，并且“使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失去财务基础后迅速下降”。这种不安全感使公民对自己及子女的未来更加不确定。不平等的加剧也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将这种关系称为“盖茨比曲线”——这可能会把“富人”和“穷人”变成“世袭性”的阶层，并终结美国梦。此外，与过去相比，今天的“穷人”不仅在经济上与“富人”之间的差距更大，这一状态更有可能持续下去，而且穷人的寿命可能更短，并在身体和心理上出现健康问题，成为酗酒和其他成瘾症的受害者，他们更多的是生活在破败的社区。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绝妙地将白人工薪阶层的预期寿命下降的原因称为“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因为这些都可归因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加剧和其他经济变化带来的诸多异常病态，这些变化使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公民的生活更加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