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何时都对推动民族友好团结、国家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中，边疆治理更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如何顺利实施的问题，因而不能不认真反思和总结历代王朝的治边经验，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审视或讨论我们今天的边疆治理工作。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称赞司马迁的治史态度，认为他“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①；我们今天已有了更好的交通条件和认知环境，当然可以超越司马迁，在讨论国家边疆治理的问题上，胸中也有范围更加宽广的天下大势。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历代王朝不断向外开边拓土，空间活动的疆域范围日趋扩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所管理或经营的内部系统方式并非一成不变，总是朝着充实和完善的方向发展。无论向外的拓展或向内的收缩，都与时局或国运的升降起伏有关。至于帝国体系内部核心区与边陲区，或者说汉族文化区和非汉族文化区之间，则始终存在着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差异，有着管理方法或管理模式的不同。而国家经营管理边疆社会的过程，本质上也是边地族群参与国家建构的过程。从治国必治边的角度看，当然也有必要以史为鉴，博古通今，扩大观察和思考的视野空间，认真探讨传统中国的边疆治理模式，努力从中寻找出可供借鉴的各种得失利弊经验，以反思的态度升华或丰富当前的边疆治理战略内容，实现边疆与内地有机一体的和谐化稳定和连环式快速发展。 一、“边疆”政权连环体系及其盛衰互动 “边疆”的概念严格说先秦文献极少记录，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天子守四夷”一类的说法②，都说明以天子为共主的天下秩序格局，可以由中心向外逐渐推移，必然有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乃至更外围的区域之分，形成内服与外服有别的相关制度。而越向外延伸便越为“异族”居住之地，于是与中原政治文化核心区域相对应，便有了明显带有边地性质的“四邻”或“四夷”的概念。因此，如何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真正做到“安中国而御四夷”③，遂成为后人治《春秋》学最关注的政治大事。 “四夷”与“四裔”的概念相通，唐代杜佑撰《通典》一书，即先立“州郡”一门，强调“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道德远覃，四夷从化，即人为治，不求其欲，斯盖羁縻而已，宁论封域之广狭乎!”“州郡”之后，即次以“边防”一门，称“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圑食焉，有祭立尸焉”④。细核后者内容所及，实即“四夷”或“四裔”之事。尽管后来四库馆臣批评他，认为“边防门所载多数万里外重译乃通之国，亦有仅传其名不通朝贡者，既不临边，亦无事于防，题曰边防，名实亦舛”⑤。但他既将“边防”殿于“州郡”之后，主要是针对与国家行政体制有别的“羁縻”或“朝贡”地，并以先秦即有的“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观念列目分篇，目的仍在于“来则御之，去则备之”⑥，并将视野拓宽至“数万里外重译乃通之国”，暗中仍有一传统“天下”观在支配，遂超出了“边防”一词的限制范围。这也可见古代的“疆域”观念，一概以“政教所及为限”，是一个弹性的可以盈缩消长有所变化的广阔空间，并没有现代国家主权意义上必须清晰划定的边界。 正是有鉴于此，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便将“边防”改成了“四裔”。清人解释“四裔”，认为“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⑦。如果以马氏《文献通考·四裔考》为时代标志，则可说由“四夷”观念发展出“四裔”观念，又由“四裔”观念产生了“边裔”观念，均要到唐代以后才普遍流行。与“边裔”相应的概念为“边地”“边缴”或“边境”，传世典籍常有“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之说，可见“边境”如果不是“四夷”居住区域，至少也必须与其相连接，尽管仍以中原为轴心区来加以定位，但已将其视为与内地有着盛衰联结关系的有机整体，同样要到唐代以后才广泛流行，越到后世运用就越频繁。例如，明代一些有识之士便特别反对以“边徼”为“逖远”而不加重视，甚至任职边地也颇以此自轻自贱的朝野议论，认为“衣之裔曰边，器之羡曰边，而器破必自羡始，衣破必自裔始，边徼之说，何以异此边可轻乎哉”⑧，意在告诫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衰败，往往都是从边地开始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与“四夷”意义上的边地，二者始终存在着互为依存的整体联系。国家的政治危机、政权危机或国家安全危机等，都有可能从边疆地区的乱象引发出来。无论内地或边疆，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或文化体系出发，都绝不是对立的毫不相关的两极；它们有着一荣俱荣、一损倶损的相互支撑的关系，都是全局整体不可分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边疆治理不仅涉及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牵连边疆与边疆之间的关系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其所撰写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也着重讨论了有唐一代的边疆治理问题。由于边疆地区往往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而治理边疆不可能不涉及华夷关系问题，但所谓“夷”与“夷”之间的关系似也不能忽视。因而他特别关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以及各种外患及其与王朝中央内政的相互影响问题。⑨质而言之，他着眼于宏大国家局势分析讨论唐代边疆治理大事，认为一“外族”的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另一“外族”的灭亡或衰弱，而“外族”与“外族”之间环环相扣，突厥、吐蕃、回纥、南诏等实际已构成了一个盛衰连环的体系。反过来，“外族”的兴亡、强弱又会影响王朝中央的内政，例如唐太宗为了解决北部突厥的边境威胁，对其他三个边疆政权采取了绥靖政策，性质犹如今天的统战工作，因此便有了大唐政权与吐蕃西藏政权的多次“和亲”。突厥问题解决后，又倾全国之力攻打高丽，但高丽刚一得手即迅速退出，在东北地区采取了消极退守的治边策略，原因即与西部地区吐蕃势力开始强大有关。以后尚有回纥、南诏地方势力的相继崛起，构成了极为明显的连环互动关系，极大地改变了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生态结构，从而影响到王朝中央的内政“国是”决策问题，关系到唐帝国数百年国运的兴衰隆替，决不可视为孤立性的事件，遗忘了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常识性真理。即使边疆彼此之间相隔甚远的“外族”及其可能发生的外患，往往也会深刻地影响到内政外交一系列重大“国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