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互不相容的异端邪说，在后苏联时代主宰着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生活。其一，美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同西方文明应保持微不足道、最好被人遗忘的历史联系。因为西方文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发展起来的，起源于三个地区：耶路撒冷、雅典和条顿森林。其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因其经济和道德优越于苏联共产主义而赢得了冷战，因此美国应该成为西方文明的心脏和领袖。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既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的一部分；而第二种观点却认为，西方已成功地演变成唯一的全球性文明。很明显，两者都不是真理。如果说亨廷顿的历史性巨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至少它对上述两种异端邪说给美国民主、繁荣和稳定带来的危害，进行了详尽、精确和正直的揭示，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新著价值连城。 亨廷顿为美国决策人和空谈家提供的关键信息包含在两个命题之中。第一个命题，写给多元文化主义者及其在某种程度上善意的政治鼓吹者。他说：“对美国信仰和西方文明的抛弃，不仅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整个西方文明的终结。”面对那些会说现在的美国事实上正是人们热诚企盼的完美境界的人，亨廷顿又补充了一个定理，即在没有西方的世界上，非西方化的美国将肯定比西方化的美国更加暴力、更不民主、更不平等和更不富裕。第二个命题，写给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人，恰如福山所描述的，他们认为所有国家、社会和文化现在正沿着单一轨道奔向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绝对天堂。亨廷顿说，这些人应该知道，“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普遍性的信念存在三个问题：它是虚假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两个命题的实践寓意在下面的警告中得到了体现，“美国和西方的维护，需要西方认同的复兴。世界的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招致巨大的灾难。 亨廷顿为美国人作出了一个罕见而又极端的选择：让美国淡化意识形态，使之更象一个国家，一个建立在安全的、共享的和受人尊敬的文明认同基础之上的国家。这是一个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和学术精英都不愿作出的选择。看一看政治形势和现存的辩论日程，很难明白这些精英为什么宁愿选择西方，而不选择多元文化主义，特别是在他们为谴责西方的不人道、剥削、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无能而付出了巨大的能量、声誉和地位之后。90年代，西方文明在美国只有很少可信的捍卫者，却拥有非常众多的敌对者。 现在，西方出现了一个从不悔过的卫道士，他用下个世纪的战略和政治术语讲话，此人就是亨廷顿。很多人由于没有及时阅读亨廷顿的著作，因此将他错视为只对武器、权力规划和战略联盟感兴趣的冷战之鹰。对于他们来说，亨廷顿的“文化转折”和关于西方前景的清醒警言或许有些令人吃惊。但是，《文明的冲突》中强调的论点，一直是亨廷顿40年著述的题中之意。他一直对复杂社会中变与不变之间的张力，以及“为何、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秩序才能够实现，或者不能够实现”兴趣甚浓。亨廷顿在90年代之前没有强烈地集中精力关注文化和文明问题，那是因为冷战期间的世界政治更多地是受意识形态和战略，而不是文化所驱使，因为西方内部，特别是美国内部对西方文明的非难，还没有达到90年代的程度。 多元文化主义者和西方霸权主义者非常傲慢、自以为是地宣称，他们知道世界在如何运转，世界应该如何运转，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因而，两者都犯了被所有好的国际关系理论所痛斥的根本错误，即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偏好凌驾于对真理的公平追求之上。相比，《文明的冲突》则是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上了一堂谦让的课。这一点应该得到明确，因为当这本书第一次出现时，许多批判人士严词谴责说，他们所宣称的一切都是亨廷顿自己的代表西方美德的沙文主义。他们指责亨廷顿将西方偏好绝对化，并要将西方偏好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强加于人。一位欧洲评论人士甚至控诉亨廷顿“令人无法忍受地偏狭”。这种批判说明，人们深深而又令人困惑地误解了这本书潜在的道德目的。这个目的决不是要人们成为沙文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而是通过警戒普遍迷信中固有的危险，提出一个独创的、现实主义的后冷战国际关系模式，来告诉人们如何避免灾难性的政策。 亨廷顿以文明认同对世界秩序和无序的分析，并不仅仅是一次关于如何谨慎而不带偏见地接近复杂事实的直观教学课。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对21世纪的全新阐释，说明的是在世界政治研究，即现实主义中还剩下什么最富创造力和洞察力的传统。在过去30年中，为了拯救、发展、或修正古典现实主义，人们已经作出了无数的努力和尝试。亨廷顿关于多极世界秩序——其主要构成单位不是主权国家或军事联盟，而是主要文明——的描绘，和他对如何保护这种秩序的阐释，平和地批判了强而有力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通过提供一幅新颖独特的画面，他还招来了无数的反对意见。而那毕竟是任何一种声称独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优点之一。 宗教层面 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章（即《文明的冲突？》——载《外交》杂志1993年夏季号）首次提出，文明认同是世界政治中的新兴力量。这令许多读者大吃一惊。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从亨廷顿那里意识到的是一种新奇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暗示。毕竟仅在两年前，他还出版了《第三次浪潮：20世纪末的民主化》，强调现代历史的伟大主题，就是民主习惯和制度不可阻挡的传播。美国和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浪潮，提出了以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作为现实性的、有价值的目标的思想。第二次浪潮从1944—1945年联盟国士兵进入中欧开始，它至少为这个惨遭蹂躏的大陆的部分地区恢复了民主，新恢复的民主比战争期间人民熟知的自我批判而又易遭批判的民主版本要好得多，也更持久得多。第三次浪潮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随后传到南欧和拉丁美洲，接着又出于极不相同的原因，在1980年代末绽开于中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