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从来都是一门以历史为基础的学科。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他那部鸿篇巨著的结尾这样写道：“如果未来世界的人们真的要冲破当下的枷锁，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去理解形成这些枷锁的力量。”①然而无论是摩尔所处的年代还是今天，历史思维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学在美国虽形成了制度化的学科建设，但其对历史的敏锐性却日遭偏蚀。半个多世纪以来，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与量化研究使历史沦为可有可无的背景材料，而由实验法与大数据开启的“因果推论革命”(revolution in causal inference)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去历史化的趋势。因此吊诡的是，虽然当下美国政治学拥有庞大的学术队伍、举足轻重的议程设置能力并且把控着学术评价的标准，但他们所能提供的思想贡献却远不如从前了。② 面对“去历史化”的整体态势，美国政治学先后兴起了两次历史转向的浪潮。以知识交锋为主线，本文勾勒出了两次浪潮的基本脉络并对此予以反思和展望。在此过程中，笔者进一步回答了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为什么在历史转向中诞生的作品整体上能优于结构功能主义与量化研究；为什么第二次历史转向的成就无法与第一次相提并论；为什么那些试图将科学方法与历史材料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存在致命缺陷；以及为什么历史政治学能够成为重塑历史想象力的可能出路。 一、美国政治学的第一次历史转向：历史社会学的边缘革命 在美国，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紧密联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二战结束之后，政治学与历史学开始分道扬镳。随着行为主义逐渐侵蚀学术传统中的历史取向，以“宏大的一般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为特征的系统理论一时风头无两。推崇者将其视作学科繁荣的重要体现，并把它与启蒙时期的政治理论相提并论。③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新政治学”诞生了，“政治系统”替代了“国家”，“功能”替代了“权力”，“结构”替代了“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替代了“民意”。结构功能主义的出现，奠定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征，即无历史的、个人主义的、分析性的、去总体化的、实用的、价值中立的经验主义。④由此营造的学术环境迫使政治理论与历史脱钩，历史研究同样缺乏政治观念的指引。 当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宣称“形成一个由行为主义统摄所有学科的统一理论的目标已经指日可待”时，主流社会科学的边缘地带却悄然孕育出强大的革命力量。以历史社会学为主体的研究者对结构功能主义信奉的分析模式与理论预设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以及历史的复杂性。在与帕森斯主义者激烈的知识交锋中，美国政治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第一次历史转向。在历史转向的滚滚洪流中，涌现出巴林顿·摩尔、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学术巨擘，他们立足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所创造出的优秀作品一直流传至今。 这些研究的重要影响无需赘述，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历史社会学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种理解认为，历史社会学颠覆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主导地位并迫使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它产生了类似于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科学革命”的效果。⑤笔者认为，这种回答只是揭示了部分真相：一方面，历史转向的浪潮的确推动了“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并创造了许多经典的概念与作品；但另一方面，库恩的标准虽适用于自然科学，其对社会科学的适用性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范式的确立与兴衰不仅源于其自身的解释力，更可能受到权力结构与国家意图的影响。例如，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就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诉求有着密切关系。⑥因此，我们很难说行为主义时期的政治制度研究相较于古典主义政治学阶段有明显突破，⑦也很难说如今广受欢迎的量化分析就必然优于传统的比较历史研究。⑧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不同范式间的相互交替，以及各自范式内部的知识积累。 那是否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缺少明确的评价标准呢？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套评价标准其实并不复杂，即能否为重大问题提供恰当的解释。所谓“重大问题”，即鲁尔(James B.Rule)所谓的“第一类问题”(first-order questions)，这些问题直接源自社会生活本身反复出现的、一直存在的紧张状态与混乱情势，它们为确定发展进步的重要评价标准提供了可能。⑨所谓“恰当的解释”，则体现了将科学的本质视作“解题”活动的观点：好的理论并非基于既有认识论框架内的有效辩护，而在于能够消除含混性、化无规律为有规律、以及表明事物是可以理解和可以预测的。⑩结构功能主义的式微绝非源于方法层面的缺陷，而是它所立足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无法就重大问题提供恰当解释。相反，历史社会学在这两方面展现出了更大的优势。 首先，历史转向的浪潮带领研究者重新关注经典社会分析的本质特征，即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11)在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统统变成“一系列相对稳定和规范化的社会或具有相对持久的规范的系统”。他们虽强调结构，但却是一种非历史性的静态结构，所有国家都可以按照这套结构运行。相反，历史社会学却是在历史情境中找回结构，结构包括但不限于“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12)在各种结构性要素中，他们尤其关注阶级在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政体变迁、世界体系、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而摩尔等人对革命的推崇，依附论者对第三世界与底层民众的同情，更是为第一次历史转向烙下了鲜明的左派印记。如果说社会结构是理解现实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键，那么阶级就是理解社会结构的关键。这种对“根本之根本”的重视，不但解释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结构如何演进，更给人们以知识启迪和政治实践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