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6-0021-04 执政文化是近几年在研究执政理论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有学者对执政文化概念的定义进行了梳理，认为有六种之多[1]。这些定义基本上都以政治文化为理论依据。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对执政文化进行界定，这本身说明了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在学理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由于执政文化的研究还是刚刚起步，人们很难将其与政治文化区分开来，从而导致理论认识上的混乱。为了深化对执政文化的认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有必要理清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一、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是两个不同的学术范畴 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主体不同。执政文化的文化主体主要是执政党及其执政体系，包括执政党组织、本党成员和国家权力机关、执掌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务员。有学者认为“执政文化的主体也只是执掌国家政权的阶级或政党的成员。尽管执政文化会对社会成员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具有很大影响，但是，只有体现于执政主体身上的执政文化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文化”[2]。执政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党成员和执政者掌握执政理论、树立执政理想、遵循组织规范和制度机制、执行执政方略、规范执政行为，并将理论、制度、政策等原则性、意向性文化转换内化为精神、观念、信仰、态度、习惯等观念性文化。而执政文化精神对民众的影响甚至被民众所接受；从严格意义上讲，则转换成为了一种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主体要比执政文化主体大很多，其主体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政治文化理论创始人阿尔蒙德在第一次系统研究政治文化的著作《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中，始终将一个国家的国民当做政治文化的主体，他们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政治文化类型的嬗变，分别以村民、臣民和参与者的身份成为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主体角色[3](P16)，表现出臣民或公民的责任感、能力感，对政治系统及其政策过程进行认知和评价，并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阿尔蒙德在给政治文化作出经典性定义时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文化主体，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4](P26)，“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4](P14)；明确指出了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一国的居民，而国民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承载者、体现者和实现者。 执政文化由实体性和观念性构成，而政治文化只包括观念性成分。执政文化由实体性文化和观念性文化所构成；其中，实体性文化是执政党的执政思想、理论、目标、方略、制度、方式等规范；观念性文化是指执政理念内化为一种观念，执政使命转化为一种信仰，执政规范形成为一种习惯，等等。总之，执政文化是执政党通过执政体系在执政过程中贯彻的执政理论、运用的执政体制机制、实施的执政方略等以及形成的具有执政党意志、意识形态色彩、组织行为规范的思想观念、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文化成果，由理论原则、制度规范等有形文化和观念性的无形文化两个部分组成。而政治文化则是一种观念性文化。从中西方政治文化理论成果中可以看出，思想理论、制度政策、组织规范等有形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成果没有纳入政治文化范围，只是强调政治文化的观念化或政治心理。阿尔蒙德1963年开始系统研究政治文化时就将其限定在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方面[3](P15)，三年后在《比较政治学》中给政治文化的经典性定义也没有超出政治心理边界。伊斯顿、派伊等增加了政治文化的规范性和行为性内涵，但还是政治心理视域的分析。中国学者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持阿尔蒙德的观点，王沪宁指出：“综合各家之说，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政治体制的正式形式和非正式形式这种体制性机能不是政治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5](P159)，俞可平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情感取向，是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不自觉、不系统的和不成熟的反映[5](P312-313)。孙关宏强调“作为人们主观心理世界所反映的政治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主要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以及政治价值观三个层次构成”[7](P227)。 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执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执政的思想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执政思想文化是政党执政的价值理念、理想信仰、思想理论的组织系统化、政治社会化和大众意识化的文化形式；是执政文化的灵魂；执政组织文化是执政党和执政系统的使命、理念、目标、结构、原则、关系、素质要求及其执政者对执政组织目标的信念、组织系统的认同、组织规范的服从、组织运行的遵从、组织生活的热情等组织观念和组织心理；执政制度文化是执政党推行的法律、政策、制度和权力运行机制等规则和人们对制度规则遵循的意识和习惯，也是制度精神和制度规范的综合反映，也是一套赋予特定意义和秩序的制度体系经过长期执行后形成的，以制度规则为基础，以观念和习惯为特征的文化形式；执政行为文化是执政过程和活动中形成的体现执政风格、伦理、形象和效能的行为作风、传统和习惯。而政治文化在西方学者那里就是一种政治心理，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三个要素。有中国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还有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朱日耀指出支配和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精华部分，传统的政治制度也是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8]。但是，由于组织文化和制度文化要求执政体系的主导，因此，在以国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里，态度、感情和价值观等政治心理才是主要表现形式。 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生成机理不同。执政文化是由执政党为了维护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而培育和发展的，而政治文化则是在历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推行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执政文化是政党执政文化的简称。学者们在论述执政文化时都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执政文化主体为执政党。执政文化是“执掌国家政权的阶级或政党的成员在其执政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而形成的反映执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执政过程在执掌政权的阶级或政党的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或积淀”[2]，执政党在执政活动中灌输其执政理念，传播执政思想，用本党规定的组织规范，领导制定的法律制度规范执政行为，培育先进的思想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时刻警惕和防范消极落后的政治文化影响执政体系和执政过程，使执政文化具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价值目标和组织原则特征。当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异动后，则由新的执政党培育其新的执政文化。当今西方左翼党和右翼党就是靠思想文化（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和政策文化的差异来引导选民并获取执政地位的。而“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4](P26)。阿尔蒙德从发生学意义上揭示了政治文化的生成机理。例如，国家意识就是随着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和进程而形成的，这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的政治文化形成中得到很好的证明，“法国公民具有强烈的国家共同体感，他们一直愿意历尽苦难为法兰西民族的生存而斗争。但是两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公民对具体的某一个政权的支持却是软弱无力的”[4](P36)，这说明对民主政体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需要随着社会政治活动进程而形成。中国人强调“家国一体”，崇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效忠国家、遵从权威等，这是在君为主，民为本，统为体，礼为制，德为治，刑为辅，和谐大同为目标的、具有中国历史和民族特征的传统治国思想和制度中生成和传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