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可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将中国特色政治实践及其经验逐步确立为人类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范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建构初期，我们更多地采取了向西学取经的方法。但事实表明，国外政治学理论体系不但不能有效回答中国特色政治实践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而且可能导致中国政治现代化沦为西方理论阐释的中国注脚或东方样本。因此，建构服务于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学术话语体系成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此，房宁、王绍光等专家作了系统反思，认为当前中国政治学一方面实现了“从取经到本土化”的跨越；另一方面，仍然面临着尚未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方法体系，以及尚未形成政治学的中国学派等困境。②因此，中国政治学需要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架构的权威象征符号同时，构建起符合中国政治学学科特色与政治实践发展需求的学术化和学科化的话语空间、价值趋向与方法论体系。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有四条基本路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服务党和国家政治实践的功能出发，评估基础理论、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对学科体系发展的贡献；③二是从人文关怀、科学建构和平等包容的价值取向维度提出建构思路；④三是从学科、学术和话语间的逻辑要义出发，着眼话语目的、资源和体系三个层面来阐述政治学中国化的认知前提；⑤四是对西方理论的理性反思，突显西方理论及其实践的固有局限，进而在创新和致用维度上探讨政治学本土化的内在动因。⑥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路径选择，其实质是如何在本土化和国际化、独特性和普遍性之间形成一种差异共生关系，使内生于中国语言及历史文化土壤的政治发展脉络，不仅成为科学理性呈现下知识编撰的“新材料”，同时揭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局限性，从而为中国政治实践的表述创造多样解读的可能。为展现此话语建构的内在逻辑，本文基于既有研究之上，立足中西学术话语的交流与博弈，将政治学中国化的内在机理回归语言、知识和话语之间的动态权力关系，进而把“说中国话的政治学”视为当下全球多边话语交锋中的政治参与者。换言之，政治学中国化本身就是全球话语政治中的一个缩影，并通过“语言、翻译、知识以及范式”四个层面交织递进的话语建构方式，来展现中国化与西学规范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话语体系建构的科学化 语言、翻译、知识以及范式四个层面的交织递进，需要明确其逻辑起点，即话语的界定以及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语境。话语的存在既是理性的呈现，也是对本体的揭示。前者不断编织迈向真理的知识条件，后者回溯语言中的记忆以阐释世界乃至生命本源。两者相互交缠，又不断纠葛。而两者间的纠缠的实质是不同话语形态之间的博弈关系。此话语形态的差异同样存在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一方面，政治学话语是科学理性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知识呈现；另一方面，其作为学术语言在知识编撰中又要使逻辑演绎和研究范式尽可能接近权力关系演进的历史原貌，抑或揭示权力在时空变化中不断转化的内在机理和真实动因。基于现实语境的考察，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指向偏向于前者，即科学化取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学学科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政治学话语得以从传统的思想政治话语中独立出来，但同时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要求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即政治学作为科学知识的“呈现”与作为哲学批判式的“揭示”二者话语形态之间的纠缠。马克思主义具备科学性和革命性。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其科学性在于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及其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提供发展规律的论证，并将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呈现为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革命性则要在扬弃的辩证逻辑下，除了彰显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所蕴含的“人类解放”价值取向的同时，否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学术话语中的不合理成份，进而揭示中国特色政治建设的特质和优势。伴随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建构在坚持意识形态立场的同时，其科学化趋向逐步确立。 目前学界对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科学化的评述，大多尝试从中国政治学学科定位及其研究主题、范式、方法在时空上的分布，特定的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以及量化统计和案例分析相统一等方面加以评述，认为中国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具备一定学术独立性的社会科学，其科学化水平逐步提高，学术规范已与国际接轨，通过职业化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初步建立起其专业壁垒。不足之处则是在基础理论创新方面，对中国模式的认知难以摆脱现有西方理论框架，难以有效诠释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从而陷入“新瓶装老酒”的困境；在研究工具运用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实证方法的抗拒或简单套用。⑦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突出体现在实证研究方面的成就，包括定性定量分析和大数据在公共管理、国际政治和行政学研究方面的大量运用，已经在现有学科发展模式内部产生了两种研究范式的交锋和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对立，但仍没有构成中国政治学整体研究范式的更替，而更多的是整全型和专门型知识体系之间的交锋。⑧这种交锋基本发生在以人文学科训练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史、以政治科学为重点的政治学和以公共管理为主的行政管理学之间。以整全型知识训练为导向的政治学，注重多学科训练，精读传统理论文献，对概念充分理解和诠释，强调研究者个体素质，以形成整全知识结构；而以专门型知识训练为主的行政管理学，除了文本精读之外，更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使知识的复制和架构更像是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生产，因而更强调对专业分析工具的熟练掌握。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