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08（2007）03—003—13 一、引言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已出现了三次高潮，并依次产生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再次）现代化理论[1](P.27—55)。结合这些现代化理论，反观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索相对正确和稳妥的中国现代化路径，已成为我们这一代学人无法摆脱的历史责任。这一宏大课题，当然需要来自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和带有不同问题意识的严肃思考。 本文试图从中国宏观政治发展的角度入手，通过揭示在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及其遭遇的主要问题，为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厘清贡献一管之见。本文认为，探讨中国现代化的理路，首先必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从世界的范围看，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到底是革命性，还是继承性的？二是作为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关系实质到底是怎样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吗？ 第一个问题关涉对现代化与传统之间一般关系的把握。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回溯到经典现代化理论早已得出的结论似乎并不难解决。但问题是，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建构的“传统”与“现代”关系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已遭到了广泛的指责，被指斥为是二元对立简单化思维的显现。在一片强调“复杂化”的看似理性的喧嚣声中，这一问题本身也被重新复杂化而变得晦暗不明。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实质被所谓复杂化的喧嚣再度遮蔽起来之后，与这一问题联系甚密的第二个问题也就坠入雾中，甚至被许多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者所遗忘，变得无关紧要起来。因此，本文的探讨，仍需从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辨析入手。 二、现代化：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 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紧密联系且有高度同质性的系统。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它是一种全新的文明模式，有着不同于传统文明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性”，它们以相互关联的形式决定着现代社会的总体面貌和基本性质。兹言一二： 1.建筑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上的不断扩展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对物质资源非可再生型的开发利用及其高效率所代表的现代经济，与农业经济对物质资源可再生型的开发及其低效率所代表的传统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称“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1](P.11)。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得益于市场的日益规范和不断扩展，使得资源的配置空间能够超越个别区域而在全球的范围内展开，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高度发达的工业、市场，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2.人们活动的空间极度扩展，分工日益细密，社会高度分化，家庭功能急剧收缩。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类型都急剧增加，科层制被广泛采用。城市成为人们聚居和活动的主要场所，社会自治的需求不断增长，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明显分野，市民社会高度发达[2](P18—21)。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日益标准化。 3.现代社会强调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个性自由，提倡创造性和进步、效率至上、能力至上等观念[3](P.17—53)，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文化告别了为精英垄断的时代而走向大众，大众传媒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4.现代社会以功能高度专门化的一体化政府来实现社会管理。政府采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序制定决策，在法律框架内运作，政治权威为“法理型”，其基础是“人民同意”。政府权力有限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政治、法律因现代技术的发达可达致每个公民，公民则积极参与公共事务[4](P.30—31)。 毫无疑问，上述各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同质性。这集中地表现为个体独立与自由。它抽象地表达为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诉求，进而外延为民主、法治等相应的制度安排，框范和支撑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和不断扩展。作为有明显同质性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现代化的演进也表现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模式的引入也会彻底改变旧模式所赖以获得其稳定性的那种环境”，所以“有意识地把‘旧的最好的东西和新的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企图，无论其动机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5](P.6)。 然而，现代化作为整体的、系统的进程，并不妨碍其通常会以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进程一般表现为：现代性要素在传统社会中逐渐发育积累，在长期的历史运动中凝聚为一个新的结构形态，促使社会整体风貌与内在气质发生革命性转变。一旦这个新结构代替旧结构，社会的性质就发生了质变，由传统社会而转变为现代社会。 三、革命性：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实质 从理论上说，一个社会属于传统或现代，在于其系统特征到底是以现代性，还是以非现代性为主。现代与传统之间，虽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但其主要方面却是革命性的。 关于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学者的认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毛泽东在1939年作出的著名论断的支配，① 认为中国历史在19世纪如果没有为外来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所打断，最终也能孕育出资本主义。支撑这一论断的根基是关于人类历史受同一个“普遍规律”支配的信念。这一根基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很难想像，在身处不同环境、面临不同际遇的各个民族尚未发生广泛而持久的联系之前，它们的历史面貌和演变逻辑会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这一信念在国际学界早已受到广泛的质疑。到8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放弃这一信念，转而倾向于接受费正清等人提出的“冲击——反应”假说，认为现代化在中国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西方文明在19世纪对中国文明形成的强有力的挑战或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