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已经突破了原来的以“皇权不下县”为代表的国家与乡村基层社会二元对立认知模式。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相互塑造、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国家权力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毛细血管”渗透到乡村基层社会，实现传统乡土中国的“国家构建”①。研究视角的转化，对于深刻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国家构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国家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对社会的政治整合与控制的？社会又是如何回应并保持两者的稳定关系的？深入考察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国家”在乡村基层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它除了直接表现为赋税徭役、里甲制度之外，还以更加隐蔽和日常生活化的形式与渠道传播其主流的政治思想与观念，构建在思想文化上的“想象共同体”，以实现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秩序建构。而在这些形式和渠道中，除了民间的曲艺、戏曲、节日风俗(庙会集市、祭祀)之外，族谱也是其中常见且十分重要的一种。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从政治思想角度重新解读族谱文献，分析国家主流政治观念如何依托族谱进入基层民众的生活，以及相关表达与实践如何构成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简约治理”的重要内容。 一、作为“政治思想史文献”的族谱 关于族谱在国家主流政治观念实践中的作用，以及国家权力、国家政治话语如何借助族谱等媒介进入乡村基层社会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从侧面涉及。如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关注了宗谱中的国家教化方针与家训之间相互依存，以及宗族向国家政策靠拢的问题②。井上徹在其研究中指出，明清族谱的普及实质上是国家与宗族共同构建礼制的手段之一③。科大卫、刘志伟对明清时期华南地区宗族的研究表明，族谱对家族历史的书写是借助一系列文化象征和官方正统制度来完成的，因而族谱的修撰过程乃至整个宗族的发展不仅是实现国家认同的过程，更是国家礼法制度向民间社会渗透的过程④。此外，冯尔康注意到，明清士大夫编纂族谱的活动是与朝廷推行的伦理政治相呼应的，因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⑤。这些研究注意到族谱与国家权力、国家意识形态的关联性，认为族谱的产生与演变不仅是祖先及血脉观念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的结果，甚至是国家政治秩序构建的一部分。然而从总体上看，已有的族谱研究对族谱本身呈现的政治思想信息关注不多，族谱在政治思想史、政治观念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族谱可以被视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文本或文献？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学界通常采取的是经典文本研究方法，即主要关注主流思想家留下的经典文本，通过这些经典文本去理解这些思想家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种研究传统一方面对民间的思想或观念关注不多，另一方面也较少关注政治思想的实践层面。但是从完整意义上的政治思想研究来看，经典文本研究除了要尽可能地准确理解经典文本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评价——把经典文本中的思想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一定社会环境下，进行“外部审视”，评判其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⑥。而要想对前人的思想进行评价或“外部审视”，自然就会涉及该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样，政治思想史研究就不能不涉及实践层面，即某个时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官方主流政治思想是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嵌入现实生活，进而转化为底层民众的政治观念的。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拓展研究视野与领域：从研究精英们留在经典文献中的系统政治思想，拓展到相关政治思想在民间、在底层民众中的表达与呈现形式；从研究政治思想本身拓展到政治思想如何被实践，如何参与民间政治世界的建构。为此，就需要发掘民间的边缘“史料”，将民间散漫的观念纳入思想史的研究当中。 然而从实际操作方面看，反映民间政治思想、观念的文献资料却又十分缺乏。特别是在传统中国，普通社会成员的思想和声音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沉默”和“失语”的，而族谱可能是既反映主流政治思想的民间实践情况，又贴近民间思想的最佳载体和表达形式。 从历代王朝尤其是宋以降对修谱的鼓励与引导政策来看，族谱修撰活动逐步被纳入基层社会的政治教化与国家建构体系，成为实践国家政治理念的手段。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都曾颁布《敕令文武群臣各修宗谱诏》，要求在朝文武百官“各述祖宗本末”，以便实现以谱牒“改望于天下”的目的⑦。明清之际，国家更加重视发挥族谱的教化作用。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颁布修谱诏；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圣谕六言》，并在各乡村宣传，教化民众。清世宗在修订的《圣谕广训》中提出“修族谱以联疏远”。历朝君主的此类诏令被很多族谱刊载，表明了“国家”的“在场”，君主诏令、上谕成为指导族谱编修的权威性文件。 更为重要的是，族谱是民间社会与国家互动的产物。族谱修撰既是民间行为，表达民间的家族观念与家族意识，又通过地方精英的参与，体现国家的意志，实现官方思想的民间表达，促成了官方政治思想、政治知识与民间思想、地方知识的交流与汇合。族谱修撰的初衷固然是为了敬宗收族，弘扬家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属于本家族、宗族内部的事务，是民间的而非官方的行为。但如果从修谱参与者的角度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就现有的资料看，主持与具体参与修谱者主要有这样几类人：一是族中“长老式”权威人物如族长、房长等，他们往往是修谱活动的具体操办者；二是族中的知识精英(有功名的举人秀才或无功名的读书人)以及出自本族的在任或退休的各级官员，他们往往是修谱的倡议者、支持者乃至担任总理、主修、校阅、助修等职务者。对于第二类人来说，一方面，他们大多生活在或曾经生活在乡村基层社会，有着浓厚的乡情与家族认同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乡村社会的知识与政治精英，是主流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载体与传播者。所以，这些人在族谱修撰过程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他们既是民间思想观念、地方性知识的表达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担任着国家政治思想、官方知识的传播者与具体实践者。同时，族谱与国家权力以及主流政治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还在于，为了达到敬宗收族、增强宗族自豪感和家族意识的目的，修谱倡导者主观上也希望借助国家权力以抬高本家族的地位，从而使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对族谱文本的“嵌入”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