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正在思考如何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的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一批与法家有关的著作，其中就包括章太炎的《秦政记》。①一个月后，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时专门提到：“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②在此，毛泽东所表彰的以秦始皇为象征的“秦政”，主要着眼于两点：一是开创了中国的统一之局面，设官分职，广修驰道；二是制止了地方上带有世袭性质的割据势力，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保证了基本的社会流动。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单从历史遗产的角度来理解，应该指的是这两个方面。就这样，《秦政记》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地位。当然，在章太炎的众多文章著作里，这篇发表于1910年的文章也颇令人“费解”。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变革的主流话语，基本上强调未来的制度建设应取法西方，并与中国自秦以来的典章制度相决裂。“秦政”与“西政”，在时人看来几成高下立判、绝对相反之势。所以谭嗣同在戊戌年间疾呼：“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③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章太炎却撰文声称秦政自有其优良之处，比如人才选拔体现了循名责实、社会流动；秦代强调“法”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平等。章太炎的主张与当时的主旋律相左，因此很难受到足够的“了解之同情”。在钱基博看来，由于章太炎“好盛气攻辨，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所以“时论多诋秦政，而炳麟不然”。④将章太炎称颂秦政归结于他的个性使然。而晚近以来，在长期流行的线性“现代化”史观的主导下，对于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基本上是从告别旧物、汲取新知的“启蒙”视角出发，来分析各种时代思潮与主张，以此作为近三十年流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有论者认为，章太炎“不仅在现实问题上走向了完全否认议会制度的极端，而且在历史认识上走向了歌颂封建君主绝对集权的荒谬地步。他在辛亥前写的《秦政记》，便是突出例证”。⑤ 在章太炎看来，历史是“国粹”最主要的载体。而他所强调的历史，除了“语言文字”与“人物事迹”，便是“典章制度”。⑥依他之见，全面梳理、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不但是明晰中国历史大势与近代世变的极好切入点，而且能够从中总结归纳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而成为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⑦这一主张也与他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与理解息息相关。《秦政记》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因此，从章太炎思想的自身逻辑，以及他在当时对中国政治、社会的总体分析出发解读《秦政记》，不但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其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夕关于历史与时势的思考，还能以此为视角，进一步探寻以秦政为代表的中国两千余年来政治运作的内在原理与特色。 一、撰写背景 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⑧因此，分析《秦政记》的思想意涵，或许应先勾勒出章太炎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他如何融入、反思，甚至对抗这一环境的过程。众所周知，法家学说为秦政的立国根本。章太炎亦自言：“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⑨虽说如此，但他对这些学说的认知与阐释，却经历了一番转折。 曾经与章太炎关系要好的宋恕，在戊戌年的日记中写道：“与枚叔争商鞅及鄂帅不合，大辩攻。”⑩随后他致信章太炎：“商鞅灭文学，禁仁孝，以便独夫，祸万世，此最仆所切齿痛恨，而君乃有取焉。”因此要和章氏“暂绝论交”。(11)当时人们不满于君主制度，认为此乃致使神州陆沉的祸首。因此对宣扬申君权、抑臣下的法家学说，以及以法家学说立国的秦政极力抨击，宋恕之外，像严复、谭嗣同等人皆是如此。这一思想氛围的另一面，即有识之士多青睐源自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后者从制度层面实现了通上下之情、保护工商阶级利益，甚至是有效动员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之心，进而让中国能摆脱危局，走向富强。(12) 章太炎则不然。他认为此时“晞民主”“张议院”将“无异于行未三十里而责其百里也”。一旦付诸实践，会导致“域内抢攘，流血漂卤”。因为“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此乃“审于变法之先后也”。(13)基于此，他认为秦政及其背后的法家学说实不可轻易否定。在初刻本《訄书》中，他指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矣。”(14)中国历史上的良法美制，法家因素颇为重要，行政之衰，不在于严刑峻法，而是由于后世背离法家循名责实之宗旨，致使法律条文繁琐矛盾。同时他强调：“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15)法家绝非君主的帮凶，而是自有一套为政之道。除去“毁孝悌，败天性”乃其瑕疵外，宗尚法家如商鞅者，较之汉代借经术干人主的儒生，其人格高下至为明显。 庚子事变，中国险遭列强瓜分。章太炎对清廷不能抵御帝国主义入侵深感失望，开始走上排满革命之路，与昔日一同致力于维新变法的诸同志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各派政治势力也纷纷行动，纵横捭阖，发表各种主张，希望能力挽危局。(16)不过虽然表面上各方势力各有离合冲突，特别是革命党、保皇派，以及体制内的改革派之间的分野。但他们基本都认为改变中国的制度刻不容缓，而理想的效仿对象便是西方列强，以及模仿列强而日臻强大的日本。这背后的集体心态，正如张之洞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