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需要政治学是因为它有用(或应该有用)。资源的稀缺性未解决，在可控核聚变和机器人等技术实现新的突破之前，人类还远不到可以用剩余财富来做无用之事的时候。政治学最根本的用处就是解决政治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一种政治学有多重要，取决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多重要。无论从绝对还是相对标准来看，提供政治秩序，保障人们的基本安全和福利，应该是最重要的、或曰“第一性”的政治问题。①但是政治学也是一种话语，具有建构的功能，会造成这样一个陷阱：人们是否相信一个问题的存在，往往比这个问题是否真的存在更重要。随着生物、物理等科学的发展使无机和有机、物质和意识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传播、选举和政治营销领域的应用，话语建构的威力有可能变得无比强大，使得“你以为的不一定是你以为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问题关切，一直就在致力于进行这种建构：权利、政体、程序等问题被建构得无比重要，“政治秩序”这种“第一性”问题反而遭到掩盖。 实际上，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如何实现一定范围内的政治秩序始终是第一性的政治难题。千万年来，死于这个难题的人如恒河沙数。随着国家规模的变大，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也呈指数级增长。与数十百人的部落相比，一个田连阡陌、众以万计的群体要维系统一和秩序，其难度决不只是量级的差距。一定规模的国家，不仅仅需要制度、规则和暴力工具，还需要神话、说辞和礼仪。②人类今天显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西方主流政治学面对大规模政治秩序问题，采取的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态度。它先是建构起一种“合法性”神话，将某种程序性因素作为制度想象的基石。有了这个程序性的“合法”的制度，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如何实现大规模政治秩序的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被屏蔽掉了。它会说，我们有美国这样的大陆规模国家，有印度这个最大的发展中“民主”国家，有圣马力诺这样的民主小国，小国可以通过联邦制合并为大国(如美国、德国)，甚至在国家之上还可以组建更大的国家(如欧盟)，大国可以裂变为小的民主国家(如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单一制可以转变为联邦制(如比利时、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真是“小大由之”，不服来战。中国学界拥趸也请缨为其代言，声称“不得不说世界趋势是单一制国家的联邦化，而不是联邦制国家的单一化”。③为了阻止别人进一步追问，它还断然宣称“历史终结”，等于是宣布吊销对这种“合法性”制度逻辑进行任何追问的“合法性”。冷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中，除了中国仍在坚持自主制度探索之外，世界已经几乎被这套合法性理论催眠，没有能力做出像样的反思和建制性的竞争，只有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冲动进行偶发性的零星造反。④ 一、两千年西方政治的“分”之痛 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纽约时报》2018年5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美国是否大到无法治理？(Is the United States Too Big to Govern?)》。这是对激荡于美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重大争论的反映，这个争论已经进行了至少二百三十多年，那就是：美国的制度能否维系这个大规模国家的治理。这篇文章引发了又一波激辩：一篇文章以印度为例，指出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能够管理这么多的人口和亚文化。⑤另一篇评论指出，“治理国家的复杂性已经呈指数性上升，但是美国领导人管理国家的能力却没能跟上。如果一个公司的CEO和董事会不能有效地治理公司，这个公司很难幸存。这可能也会是美国的宿命”。⑥一篇文章引用美国著名外交官、冷战的发明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话，认为美国分裂成一打左右的选民共和国似乎会更好。⑦这些可不是“网络喷子”们的臆想。看看民调，据路透社的一项调查，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对美国的解体持开放态度。⑧一些地方也兴起了分离主义的新一波高潮，虽然影响有限，但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深层问题。⑨ 不仅美国如此，过去几年中，世界到处都在发生有关政治离散的新闻：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等。非西方世界也深受困扰：乌克兰内战，库尔德问题，苏丹分裂，缅甸罗兴亚人危机。发现问题了吗？如果没有发现，我们可以向前回溯：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捷克斯洛伐克解体，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地方分权和欧美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印巴孟分治，英法殖民帝国解体，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奥匈帝国解体，美国内战，神圣罗马帝国解体，1517年宗教改革，东罗马帝国解体，破坏圣像运动，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的帝国二分，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中东哈里发国家的历次分裂以及逊尼、什叶、苏菲、伊斯马仪等派系与政治力量纠结不休的千年纷争，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封建化和中东各帝国末期的半封建化…… 所有这些事件的共性就是一个字：“分”。当然，这些同类现象并不能简单组合成一个连续的历史趋势，事实上，有些“分”，在历史中是两次“合”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但是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中国之外的亚欧大陆历史中，分与合的拉锯战之中，合的力量始终没有能够以一种线性上升的姿态取得优势，也未能发明出某种能够起到“棘轮效应”的机制来防止政治规模的倒退⑩。黑格尔曾经批评中国无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中国表面看似无意义重复的王朝更替背后，是一部漫长坚韧的制度演进史；(11)而地中海诸文明，几乎是在低层次的制度重复中，走过了两千余年的“停滞的历史”。其具体原因固然很复杂，“空心开放”的环状地理结构(12)、东西方贸易通道的战略位置、外来民族的不断涌入等，但是制度建构的无能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直到今天，整个地中海地区仍然未能解决大规模政治治理这一基本问题，可见的未来也没有希望。在中国政府将恢复国家统一提上政治日程之际，今天的地中海文明圈又一次走在以“分”为主旋律的历史下坡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