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与回顾 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以下简称《待访录》)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论题。自晚清《明夷待访录》被重新发掘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关于其思想之“民主性”的讨论。早在20世纪初，即有章太炎比之于西方宪政民主，梁启超誉之为“中国之卢梭”①，而在现代学术逐渐建立之后，相关讨论更是意见纷呈而评价各异。仅就其中的代表性范式而言，大致可作如下梳理。② 侯外庐揭橥的“早期启蒙”范式，无疑是黄宗羲与民主思想问题中正向评价的顶点。③该范式的实质在于以一套合于“近代推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黄宗羲的政治思想④，具体言之，即以还原论意义上的“市民阶级平权要求”为理论预设，以自然人性论为起点，以近代代议政治为参照，着力凸显其与被视为中古思想遗存的宋明理学的斗争与决绝，刻画重视公、平，主张自由放任，注重事功实效的思想特质。“早期启蒙”范式深刻反映了剧烈变革的转型时代中学人从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找近代性原生因子的迫切渴望，立论宏大而影响深远，虽不乏争议，却始终是后来者难以绕过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早期启蒙范式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通过严格的比较研究，学者更倾向于指出黄宗羲政治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性质差异，进而强调一种基于近代启蒙主义政治学的传统批判立场。由此形成另一种代表性观点，即强调黄宗羲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理论的性质区分，反对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比附”，故可称为“批判范式”。⑤上述研究诚然有助于廓清以往早期启蒙范式的某些过度诠释，但在方法上其实并未突破前者的框架，而是与之共享了相同的理论模式，只是由于比较尺度的严格化以及价值立场的转变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就理论意义而言，其反思性更重于建设性。 新世纪以来，“民本思想”研究渐成学界热点，在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中，较为平和的“民本”范式逐渐成为主流。不过如何理解“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学界形成了“民本极限说”与“民主开端说”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前者延续了“批判范式”的基本思路，认定黄宗羲政治思想只是传统专制主义的延续乃至补强，与近代民主思想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相通与可比之处。⑥ 在“早期启蒙”与“批判范式”之间，后者更接近学界的主流认识。而“从民本到民主的开端”的定位，试图超越传统与近代、儒学与西学、民本与民主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而从一种演进、发展的视角作更加平和的探讨，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将传统视为动态、延续、发展的生命有机体的态度。⑦这一探索方向无疑是积极的，然而如何论证、理解与诠释这一“开端”，个中问题依然复杂。李存山先生以“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考虑作为民主开端的标志，指出黄宗羲突破了民本思想与君主专制体制的结合而走上了从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型的第一步。⑧这一结论无疑审慎而有见，不过严格说来，权力分立指向权力的结构与运行规则，而民主更侧重政治身份的平等化与政治参与的普遍化，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实有不同。又如孙宝山从黄宗羲与近代政治思潮的思想史关联出发，试图在“传统—近代”延续变化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合理的理论定位。⑨这一史学维度的还原研究固然重要，但政治理论层面的分析则略显不足。 有鉴于上述困境，有学者将视野转向范式本身，指出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困境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民主”范式自身的内在构成性缺陷。“民主”视角及与之伴生的评判标准，其实并不适合用来审视、评断黄宗羲法政思想的内容、性质及理论价值。因为“儒家式民本思想，无论就其理论基础还是其实在内容方面，都与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思想乃至古希腊时代的早期民主思想既不相同，亦不相通，而仅仅有最表面的相似”⑩。 单就对研究方法困境的揭示而言，这一观点无疑有其洞见。正如百余年来的争论所揭示的，单纯从民主视角出发，以西方民主思想与民主实践为标准来理解、评价黄宗羲政治思想之价值与现代意义，的确面临着诸多深层次困境。不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彻底抛弃“民主”视角而另起炉灶，寻求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呢？答案也许同样存疑。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作为整体性研究范式的“民主”，与作为政治系统构成要素的“民主”。前者基于一种整体性视角，在西方近代性的普遍视野下，将近代民主思想与实践作为根本甚至唯一的衡量标准，得出的是关于黄宗羲政治思想性质是否具有“民主性”的某种全称判断，进而以西方近代政治典范进行严格的比照与格义；后者则是在相对宽泛的意义上，将“民主”理解为一系列政治价值，比如政治参与的扩展化与普遍化、政治身份的平等化趋势等，进而探讨黄宗羲政治思想与制度设计中是否可能蕴含着某种“民主性”的质素。这种民主性因素(而非完整的民主理论)，并不一定以某种单一的西方理论为模板(当然并不排斥合理的比较)，而可以在黄宗羲及其所根植的儒家政治思想传统中获得某种内在支持。 以作为整体性研究范式的“民主”来审视评断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确难免方枘圆凿，但倘若因此将“民主”话语与问题意识完全舍弃，则未免因噎废食。对“民主”研究范式的反省，并不等于否定从民主视角探讨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可能性。民主之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黄宗羲无疑是儒家传统中最有可能与民主理论展开对话的思想家，倘若抛弃这一视角，无疑自限了儒家政治传统对话现代政治理论的可能。因此，对于“民主”研究范式的检讨，其指向应当是研究方法的调适与开拓，而非彻底的范式转移。 二、反思与方法 经过上述梳理，可以对既有研究典范中的方法问题作一反思。首先就启蒙范式而言，其宏大的理论视野固然颇多洞见，然而，强烈的西方近代典范导向也不免导致过度的建构论倾向。在启蒙叙事的强势支配之下，黄宗羲及其政治思想实际上是被作了一种抽离于传统之外的“去脉络化”处理，即刻意突显其与儒家思想传统的决绝、断裂面向，这就不能不导致某种理论先行的主观取向与过度诠释，进而引来种种质疑与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