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71.2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美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形成了大量的新分支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和新主题。政治学的重要学科基础——政治学研究方法也是各种思潮交错，学派林立，主题繁杂，争议不断。这种分裂的状态使得许多政治学者对美国政治学是否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提出了严肃的质疑。①“究竟何为政治学”这个古老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②虽然各种研究方法常常在研究观点和研究路径上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极少有人在方法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总体分析和归纳。根据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大师盖依·彼得斯(B.Guy Peters)、乔恩·皮埃尔(Jon Pierre)和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等人的观察，在方法论方面的这种状况，使得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学学者对除自己研究方向以外的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也不甚了解。③ 一般认为，美国政治学各种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和美国政治研究方面可主要归纳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和后行为主义(postbehaviouralism)。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④虽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劣，但各种研究方法的拥护者常常形成了不同阵营。不同研究方法在基本观点上的差异，本争论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即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之争、理性研究观点与非理性研究观点之争、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之争以及问题导向(problem-driven)和理论导向(theory-driven)之争。 一、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之争 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就是研究社会结构形式、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和法律章程等，特别偏重于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制度方法研究者认为，制度是政治行为的主体，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它对政权的稳定、政治的绩效和政治运作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对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也有巨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对维护政治权力平衡和利益平衡起作用的制度对于国家的政治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 文化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情感。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由于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积淀和相对稳定的，对其生存环境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文化学者认为人是制度的主体，制度是人所创造和掌控的，因此文化不仅是社会的底蕴，更是各种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灵魂。特定社会的文化不仅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也决定了这些制度性结构在特定文化和特定社会中的有效性。由于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心理、政治理念、政治传统、价值观念影响着甚至决定了制度的构建过程，因此即使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与人的文化水平、社会的文化结构不相匹配，也无法产生好的政治结果，相反，还会导致经济滞后、政治颓废，更可能导致部分官员的寻租活动，产生腐败。因此，文化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而政治文化比制度更为重要，是政治学更应该重视的内容。制度论者和文化论者针锋相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 虽然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以及马克斯·韦伯和托克维尔等，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现代政治文化研究则是由阿尔蒙德和派依(Lucian Pye)为代表的。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国家转型的研究中，文化研究比制度研究能更好地解释制度在这些国家中的低效和失败。人们从而论证出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国家政府和法律制度的有效与否，常常不取决于正式的组织结构和法律条文，而是取决于本国或当地的文化背景以及有关国家政治领域的传统习俗。 试图建立西方民主体制的努力在一些原苏联东欧国家中遇到了制度直接移植的相关问题，甚至制度与文化的剧烈冲突。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理论，甚至是直接照搬美国专家学者来指导政府经济改革的结果，使俄罗斯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民生灾难。虽然这些国家的文化与它们要学习和模仿的西欧北美的差异远远小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都接近甚至高于一些西欧和北美国家，然而直接移植西方民主体制的努力并没有在政治上建成高效和廉明的政府。 即使从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研究上来看，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也朝着与文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如对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的研究就从对政府管理(government)的研究向社会治理(governance)的研究方向发展。当前理论界的共识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也是社会各阶层、群众团体、公司、学校、教会等各方面的责任。在非西方国家中，更要考虑氏族、家庭、宗教习俗等的实际影响。从政府管理向全社会治理的发展也表明了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的融合。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制度研究方法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研究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对第三世界和转型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文化研究方法则起着主导作用。作为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在基本的指导方向上更是融合了制度和文化研究的成果。这一学派把社会文化所规范的各种潜在的规则也定义为成型的文化模式或制度来进行研究。这一学派认为，这些潜在的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制约，构成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中交往的激励结构，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进行竞争和合作的行为模式，以降低人们在交往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这种现象甚至扩展到了理性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本身，发展出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规范)制度主义。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