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在去殖民化、民族独立运动、农民参政、共产主义影响扩张的背景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了一场大型学术会议，试图定义“民粹主义”(Populism)，未果。①恰好半个世纪后的2017年9月，在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异军突起夺得总统宝座，欧洲右翼势力大规模兴起之际，欧洲政治学研究联合会(European Consortium of Political Research)的年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召开，会上近一半的分组会议都和民粹主义相关，这些论文中的绝大多数仍在试图给民粹主义下一个定义或提供一个统摄性的分析框架。无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在今天，被称为“民粹主义”的现象似乎都能在短时间内给曾经貌似平静的国内、国际局势带来巨大变化，但对怎么理解它乃至定义它，人们却莫衷一是。当然，试图在学理上对任何一种“主义”、思潮或意识形态作一精确定义其实都是徒劳，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对它们有不同的定义。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那些“主义”中辨别出大致稳定的内容，比如自由主义一般会被认为强调个人的权利，公域和私域之间界限划分，保守主义相信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的传统(包括其在历史中累积起来的制度、习惯等)有其内在的价值。然而，民粹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们至今难以给出一个类似的答案。 同时，从现象上看，我们可以观察到有左翼的民粹主义，也有右翼的民粹主义，有主张保守传统的民粹主义，也有要求激进改革的民粹主义。而且，民粹与民主之间的界限从来都不甚明了，二者都支持人民主权的原则，强调人民应该自己统治自己。著名欧洲政治学者伊凡·卡拉斯特(Ivan Krastev)就说我们今天其实都生活在“民粹主义时代”(Age of Populism)，几乎任何政治主张都要从“人民”的角度提出。②也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似乎成了某种标签，当你不喜欢某个政党、政治运动或政治领袖的时候，就给他(它)贴上这个标签。③同时也有人并不认为民粹主义是一个贬义词，如果“民粹”是指那些经济窘迫、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知政治为何物的民众的所思所想，那么他们愿意担起这个头衔。如此总总，民粹主义似乎成为一个无法定义，甚至无法理解的现象。在牛津通识读本《民粹主义》(Popu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书中，作者穆德(Cas Mudde)和卡尔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在总结多种关于民粹主义定义的基础上，将其核心特征确定在“反精英”和“反多元主义”之上，并认为我们应该将它理解为一种“思维地图”(mental map)，人们通过它来分析和理解政治现实，但其本身不是一套针对政治问题提出综合性答案的意识形态，而是会在不同的场景中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④这一处理方案虽然并不错，但民粹主义似乎更显得是一种条件性、附属性的存在，和“标签”的意思其实相差并不太远。 正如穆勒(Jan-Werner Muller)所说，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反精英”和“反多元主义”的反抗运动，它还会成为一种统治形式，而这种统治形式和我们一般所说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区别。⑤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民粹主义都既和民主有关，又带有明显的反民主成分。如果我们能将这里微妙但又重要的区别展示出来，那么就离把握民粹主义的主要内容近了一大步。而这里的“主要内容”又非指向某种单纯利益或抽象价值观念，而是和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政治”(the political)有关。因此，我们在这里是试图从“政治”的角度，切入民粹主义的主要内容，从而为我们理解和分析民粹主义现象提供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 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政治”的视角？我们需要先从其反面，即“非政治”的视角说起。2016年的两大事件，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出人们的预料，因此也激起了广泛的讨论。⑥很多人将这两大事件的一些共同特点，如反精英、反体制、排外、反全球化等放在一起，认为它们都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⑦但也有很多人拒绝从民粹主义的角度解读，认为它们并不是什么“新”现象，或只是表面看上去“新”而已，这正是我们解释“非政治”视角的出发点。⑧对后者而言，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上台，实际上都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自我调节”，是一种很正常的周期性政治变革。比如在美国，共和党主张少收税，减少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在堕胎、同性恋、移民等问题上持保守立场，另一大政党民主党则对多收税，特别是收富人的税更少顾忌，主张政府在市场和人民的生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包括由政府为人民，特别是穷人特供更好的教育、医疗保障等，同时在堕胎、同性恋、移民等问题上持更自由的立场。在历史上，两大政党一直在轮流执政，如同钟摆来回摆动一样。因此，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及其背后的共和党的上台执政并没有什么新鲜。 然而，特朗普竞选成功和英国公投脱欧毕竟不一般，无论其过程还是结果，都大大挑战了人们的预期，这又如何解释？上述质疑或拒绝民粹主义视角的主张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英美两国以及总体而言的西方社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又分为两类：其一是在经济或利益层面，政府过度地干涉市场，以国家强制的方式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劫富济贫，严重侵犯了西方社会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的传统。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所谓“奥巴马医疗法案”(Obamacare)，共和党一直对其耿耿于怀，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和上台后试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彻底废除之。其二是在宗教、文化认同方面，西方社会长期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在政策法律方面越走越远，导致“白左”“政治正确”病泛滥。涉及外来移民问题时更是如此，多年的绥靖政策使得许多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涌入西方国家，不仅带来大量安全隐患，同时也造成认同危机。更有甚者，这两个方面还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因为外来移民大多是穷人，从而更有可能要依赖政府的援助。换句话来说，这些外来移民长期依赖他人的辛勤劳动，同时又成为安全隐患的来源，政府居然听之任之，一个社会“病”到这种程度，如何了得？因此，上述主张认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英国脱欧派，或是欧洲大陆的右翼政治运动，都是对这种俨然已入骨髓的“社会病”的大力纠正。重病要用猛药，这正是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看起来不一般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