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制性学科的中国政治学

       自1980年恢复政治学学科以来，通过翻译作品而“拿来”的概念、理论和观念在中国政治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通过引进西方学术资源而得以建立起来，同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以舶来的概念为尺度衡量中国政治，其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张皮”的现象。然而，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所引进的外来概念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观念，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法治和公正以及宪法中对人权的规定，国家吸收了这些概念并作为执政的基础和政策方向，这些应该视为政治理论研究的价值体现；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直面重大现实问题，对现实性主题的研究是多元化的，其最大公约数就是围绕国家治理而展开了各个层次的治理问题研究，为推动国家治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两种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身份都十分突出，只不过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反而给坊间一种“反体制”“离心离德”的错觉。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对象(其实是研究范式)的演变线索，本文发现尽管政治学研究的“时代性”决定着研究方式的变化，但一个清晰的线索就是如何建设国家——虽然其间并不乏争议性的范式和研究取向。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均具有党和国家智库的定位，其建制性自不待言。(比如，作为国家性政策研究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以房宁研究员为主的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专注于政府需求供给，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调查，建立了若干调研基地，其各种专门报告为国家决策起到参考作用。)这些系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不在本文的考察之列，本文主要以高校系统的政治学为考察对象。

       一、现代化理论—民主化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的世纪性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因此，“现代化”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中国梦。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一轮的现代化大讨论，这时候的“现代化”就是物质上的富裕、发达的代名词。打开国门的中国突然发现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是如此落后，不但刚刚恢复的政治学专业热衷于研究现代化，全社会都渴求现代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主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刚好，“现代化”是西方政治学20世纪50～70年代的研究主题，其中大量的理论成果对于理论匮乏的中国思想界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在80年代，虽然国内开始了现代化的研究，但译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

       在传播现代化理论方面，有几套丛书的贡献不能不提。第一套丛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在1984～1988年间共出版了74本，其中，有不少现代化研究、发展理论经典作品的中译本。应该说，这一套大型书系启动了人们关于未来的，即现代化的想象和观念，但还谈不上系统的现代化理论。

       第二套丛书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黄皮书”(二十世纪文库)。它是对西方现代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的研究路径或者研究范式，其中包括影响最大的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这些研究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之间的差距，让中国学人乃至政治家第一次认识到走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现代化的困境以及认识现代化的政治系统论。系统论由自然科学语言进入政治学领域。

       第三套丛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这套丛书不但有现代化研究的经典作品，而且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基础，之后90年代出版的许多政治学教科书，都带有这套丛书中的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abriel A.Almond and G.Bingham Powell,Jr.)所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的烙印。结构—功能主义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汲取了现代政治学知识的中国政治学延续了经世致用传统，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政治。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一国两制、政府职能、党政分开和政治民主化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建议并得到决策层重视，还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干部制度改革建议①。政治学的政治价值也慢慢得到承认。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30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是“民主化”。在已经处于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几乎是与西方同步，只不过中国政治学依然处于译介阶段，其对西方政治学的民主化理论的态度几乎是“拿来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基本完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名著的汉译工作②。到90年代以后，“民主”研究成为显学，而民主化、公民社会、自由民主、选举民主、民主转型、民主巩固等主题词所构成的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成为政治学界的时髦话题(见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各大出版社则对冷战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情有独钟。如果以关键词来统计翻译作品的数量，没有任何其他关键词堪与“民主”相提并论。关于民主的译著至少300本以上，几乎是见到“民主”的书就翻译，其中不乏垃圾作品。其中，熊彼特(Jaseph A.Schumpeter)、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等人关于民主的思想和作品几乎主宰了国内很多人的民主观念(见表2)，谈民主必然是竞争性选举或者“选举式民主”，非选举不民主，无民主不选举，把竞争性选举即党争等同于民主本身，换句话说，在当时一些学者看来，民主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竞争性选举或者说是党争民主。相应地，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议程也很国际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等关键词，成为民主研究的时髦词汇，而反思——更别说批判由这些关键词标识的研究，就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主张自由主义民主似乎就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自由主义民主在一些人那里拥有宗教般的神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