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7)12-0064-08 一、导言 历史是理解未来的一把钥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走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为了更好地理解未来，把握未来，从中国历史当中寻求治国理政的经验、汲取教训是必不可少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既有当事者对时势的分析陈述，也有后人对前人得失的评论总结。可以说，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1]。因此，研究中国政治史，从古代的治国理政当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选择的论述，更是直接指出了研究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研究，是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选择的一把钥匙，为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历史是“文化自信”的源头，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和未来。帝国治理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文化圈的统一，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积淀。它的长期存续，为“超大型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二、文献综述：帝国治理体系长期存续的多种视角 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如果对任何事物，对政治或其他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3]。对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起源和长期存续进行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更好地把握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为什么郡县帝国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形式?或者说，为什么帝国治理体系能够长期存续?黑格尔的解释是“自由意志缺乏”，韦伯的解释是“水利文化”，魏特夫的解释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简单地从单一角度出发，将古代中国理解为专制帝国。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但它针对的是整个亚洲的一般图景，并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缺乏一定的针对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帝国治理体系的长期存续，本文以“历史-社会-环境”[4]为分析框架，为帝国治理体系的长期存续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以期增加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研究的知识存量，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知识储备。“帝国治理体系”，指的是郡县帝国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政体[5]。很明显，帝国政体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发明”，罗马人和中国人借助帝国政体大大拓展了统治范围。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罗马的帝国治理体系不断受到古希腊的影响，形成“希腊化的罗马”，最终被“封建政体”所取代。中国的帝国治理体系却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持续了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以郡县制和官僚制为载体的中央集权帝国长期存续，使中华文明呈现出独特的历史连续性。对古代中国帝国治理体系长期存续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四种视角。 (一)自由意志视角 自由意志的主要代表人是黑格尔，他从家庭、行政、法制、宗教、科学等五个方面解读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缺少一种对峙，所以从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如此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6]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由于缺乏自由意志，表现出顺从的意识，不能对抗威胁自由的实体，追求平等而回避自由，因而处于专制政体——帝国的统治之下。当代学者徐勇从中国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出发，挖掘了东方自由主义传统[7]，正式回应了自由意志缺乏。事实上，缺乏自由意志并不符合真实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实际。“纳完粮，自在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彼可取而代之”等语句一直贯穿在农民和官员的日常生活中。正是因为中国人并不具备黑格尔所说的奴性精神，才会有接连不断的起义，使王朝更替不断发生。因此，郡县帝国长期维持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缺乏自由意志。 (二)水利文化视角 马克斯·韦伯对东西方古代社会进行比较，他认为“森林文化”是西方社会的主要特质，而东方则是典型的“水利文化”。由于灌溉农业和水利工程的需要，政治权威集中到一个人手里，最终形成专制的帝国。“当时国王拥有管制水利的权力，但得有一个有组织的官僚制来运转……这一套制度的结果，大体而言，遂使地方人口全部沦为君侯的隶属民。”[8]韦伯认为，水利文化使东方较早地确立了家产官僚制，建立起以地租为主的贡赋经济，形成了以河流为中心的义务网络，支撑起庞大的农业帝国。水利问题决定了官僚政治、臣属的赋役、臣属对官僚系统的依赖等现象的存在[9]。在韦伯那里，水利文化是帝国治理体系形成和长期存续的根源，他沿着“治水需求—权威集中—家产官僚—专制帝国”的分析思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看作专制社会，成为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源头。河流和灌溉对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很明显，这种和平主义的帝国崛起模式和维系方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韦伯的知识贡献，他尝试以水利为轴线，结合官僚制度和贡赋经济，对帝国治理体系的形成和维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东方专制主义视角 韦伯对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长期维系的分析，并没有单纯地局限于水利文化。卡尔·魏特夫则将“水利文化”演绎到极致，以零碎的史料为基础，提出“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等概念。表面上，史料所展示出来的景象无法回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都因治水而成为专制帝国。事实上，魏特夫已经事先预设了古代东方的社会治理体系，将符合“治水社会”特征的材料集中到一起，制造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假象。历史不可能完全重现，任何人对历史的解读都遵循着一定的逻辑。魏特夫利用人们对铅字的想象，塑造了一个表面上符合逻辑，却严重违背事实的“理论幻象”。尽管“东方专制主义”戴着历史的面具，却掩盖不了其背后意识形态化的面孔。它不过是以“水利文化”为轴线的想象，带着东方社会无法回避的“治水历史”，却伪装成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相比，它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深刻性，找不到社会形态变化的动力。与韦伯的分析相比，它缺乏“理想类型”方法的多角度，忽视了历史发展中的其他因素。总之，“东方专制主义”是魏特夫对东方社会的想象，只是别出心裁地点缀了治水图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