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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可以说是抽签这一古老民主形式重生的世纪。首先，随着代议民主陷入危机，学者们开始从理论层面对选举民主进行系统反思，抽签理论就这样从边缘进入主流，尤其是21世纪开局的这16年，关于抽签理论的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尽管学者们在关于抽签的适用领域以及运用方式上并未达成最后共识，但其理论努力的方向却始终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这种民主形式的潜能。至于实践层面的抽签实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世纪70年代。进入21世纪后，抽签试验遍布各国的最引人注目的两种形式为“商议式民调”和“公民大会”，其中中国就是试点“商议式民调”最多的国家。对于抽签这一民主利器的最终成效，我们将拭目以待。
图1 与抽签(Sortition)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数量，1749-2017年 数据来源：Google Scholar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的主流学者开始参与其中，如布鲁斯·阿克曼等(Ackerman & Fishkin,2004)、乔恩·埃尔斯特(Elster,2013)、桑福德·列文森(Levinson,2006)、尼尔·达克斯伯里(Duxbury,1999)。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2011年年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Pateman,2012:7-19)。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Mansbridg,1999:628-657; Parkinson & Mansbridge,2012)，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Mansbridge,2014:8-17)。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专门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还有多个其它的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⑨。在这次大会上，一本刚刚从佛兰芒文译为英文、并受到欧美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小书《为民主而反对选举》也引起了政治学家们的热议，而这本书倡导的正是以抽签为基础重构民主制度(Van Reybrouck,2016)。该书的主张也得到了专事古希腊史研究的学者保罗·卡特利奇的呼应⑩。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签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民主形式，它在哪些方面可以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不足，它又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在新的民主实践中，抽签与商议两种形式能否结合，又应当如何结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抽签这种民主形式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我们推崇的人民当家作主有何意义?具体来说，抽签适用于哪些实践领域，它是只适用于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的民主实践，它是只适用于基层、地区，还是可以适用包括国家层面甚至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所形成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也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研究抽签理论的学者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这种民主形式的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