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以降至清代均为君主专制政体，这一论说并非严格的知识判断，而是政体简化论的衍生推论。政体简化论及其指导下的古史叙事是近代中国政治场域和思想场域交互作用而沉积形成的学理论说。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有意识地运用政体学说鼓吹君主立宪，同时也间接将西方政体学说经由日本引介入中国。20世纪初，政体学说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政治家借以表达各自主张的思想工具。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对于中国传统的批评异常激烈，此后政体简化论与古史叙事相互强化。西方政体学说的引入虽然丰富了中国近代政治理论，但是却在知识上形成很多僵化论断，尤其在对于中国古典政治的认知上，政体简化论将秦代以降两千余年的政治经验约简为帝制专制，并将其赋予在整体文明史中的决定地位，这导致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明在根本政治架构上缺乏正向意义。此后简化式的政体学说将传统政道和文化进行二元分割，这阻断了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开放对话。 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中提出，中国古代君主政体由于政权皆属于世袭君主，因此传统君主政制在主权归属上缺失公共性，即仅有治道而无政道。①牟先生的论断影响颇大，其可被视作近现代政体简化思维对现代中国的古史叙事产生消极作用的缩影。近年来，学界对于西方政体论及中国古代专制论的反思性研究逐渐展开。从思想史的知识考古角度，既有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专制论在近代学术思想中的产生过程，并指出中国古代专制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思想家的东方主义偏见②。从一般政体论角度，既有研究梳理了西方古典政体理论，并指出现代政体理论应复归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的多元维度，并且面向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和市场结构进行重述③。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既有研究将政体学说归于西方所特有的政治思维，而中国古代由于共同体规模较大，思想家更注重政治实质即政道层面的探究，而非拘守政体这种政治形式④。本文在此基础上探究西方政体学说在近代中国嬗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简化论和古史叙事，并尝试指出中国古代政论家在对良善政治秩序的思考上，不仅着力“道”的建构，而且注重“体”的探寻。传统政道可以为当代政体理论重述提供古典知识资源。 近代政体简化论的形成过程 西方政体理论被引介入中国之后，即受到晚清时局的强烈影响，蜕变为简化式的政体论。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虽然对于泰西政治有过模糊概括，但是他们关于西方政体论说的引介在当时并未获得广泛传布。真正使西方政体学说在近代中国产生剧烈影响的则是在维新变法时期。众所周知，西方政体理论在近代东亚最早由日本思想家翻译介绍并系统运用以服务其国内政治变革。⑤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这极大激发了中国士大夫的救亡图存意识。1898年4月，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在上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系统概括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变革的各方面制度措施。其中，他将近代西方列强国富兵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体。“近自甲午战败后，讲求渐深，略知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学校，于是言学校者渐多矣。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政官，其一司法官……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夫国之有政体，犹人之有身体也。”⑥而近代日本崛起亦是因为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康有为有意识地借助西方政体论说以表达其维新变法主张。虽然在此之前另一位维新思想家黄遵宪在其撰写的《日本国志》(1887)中已运用政体理论分析日本政治⑦，但是究其时代影响来看，康有为所引介的政体论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伴随维新变法运动中民权思想的传播，中国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的简化论倾向也开始展露。激进思想家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一书中提出著名论断，“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⑧谭嗣同将中国自秦以降的政治简化为君主拥有无限权力的秦代政制，同时将战国之后的学术文化简化为提倡维护绝对君权的荀子之学，而二者又呈现相资利用的关系。维新思想家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原因归于中国传统，而为了推动其变革主张，他们不自觉地将传统作以简化处理。 进入20世纪，政体学说受到严复所引介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在学理上呈现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分析视野。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一文，在坚持共时性政体类型分析同时，他运用进化论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政体变迁进行历时性政体演进分析。“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⑨其后，他论述了政体演进的各个阶段，即由族制政体、临时酋长政体、神权政体、封建政体到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西方近代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或民主革命政体，则是由君主专制政体经过政治进化而来。在进化论视野下，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体差别，并非是共时性的类型之别，而是变成了历时性的演进阶段之差。其后在1908年的《大同报》上，署名文元的作者发布《中国政体变迁论》，他在文中指出，“夫社会进化之秩序，要不外蛮夷宗法国家三阶级……中国自脱离封建制度后，国家社会亦渐次发生，而宗法社会之残声，终附焉而莫之或去。此二千年国家之演进所不能达于完全也。”⑩中国在近代之所以没有进化成为西方的现代国家，是因为以血亲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传统太强所致。中国传统政治被进一步简化成为进化不完备的宗法社会之国家，这也成为此后思想领域通盘否定传统家族制的思想源起。 在同时期的政治场域中，立宪派和革命派政治家各自借助政体学说进行思想论战，包括辛亥革命前的立宪与革命之辩和民国初期的国体与政体之争。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虽曾一度倾向于民主革命，但其后他很快转回到君主立宪政治立场。1905-1907年，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和革命派掌控的《民报》展开论战。(11)在对于政体的论说上，梁启超以君主立宪作为政治变革的方向，与之针锋相对，革命派则认定民主共和政体更加适宜未来中国。关于双方的论战，民国史学家吕思勉指出，“于是革命，立宪，两派对峙……两派议论虽不同，其主改政体则一也。”(12)换言之，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均将改变清代君主专制政体为方针。而君主专制政体，则被视作中国自秦代以来两千年的政治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