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看,比较政治学主要包括理性主义(rationalist approack/rational choice theory)、文化主义(culturalist analysis/theme)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 approach)三个流派。理性主义强调从理性的假定出发来解释政治行为及其后果,文化主义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有鲜明的诠释主义特色;另一方面,结构主义关注比较行为主体之间的整体关联并探讨因果模式和动态发展关系,文化主义则更关注通过个案探讨认同和秩序这些共同的价值判断。简言之,相对于强调通则的理性主义和重视聚合的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的特点是单元化和离散化。 政治文化关注的重点是价值判断和意识态度等相对稳定的文化要素。本文旨在阐明文化变量与政治制度、政治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将首先回顾文化主义五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简要介绍政治文化的阐释结构,继而分别简述文化主义的经典议题,最后集中讨论文化冲突与正义、女权主义以及全球宗教复兴等前沿命题,总结文化主义的发展前景。 一、比较政治学文化范式研究的理论脉络 比较政治文化研究是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从研究方法上看,比较政治文化往往通过经验性的案例分析来解决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政治科学沿袭了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霍布斯等诸位思想先驱的足迹,经过了从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到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努力,不仅建立起了宏大的学科,还逐渐确立了理论和范式分野。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就是比较政治学的三大流派,其中理性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经由霍布斯、斯密和帕累托发展而来,结构主义同韦伯有着深厚的渊源,而文化主义则肇始于孟德斯鸠,并由韦伯发展出了理论体系(见表1)。
(一)古典主义时期 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政治文化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学置于社会科学的首位。他提出的经典问题和研究方法至今仍在政治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因此,亚里士多德也被视为整个政治理论大厦的奠基人。①亚里士多德曾对政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心理因素作过专门的论述。他发现,人的善是合乎心灵德性的活动。如果人们关注的是主动意义上的生活,那么人的心灵就会遵循着理性原则主动地发挥作用。②换言之,人的外在行为是由人的意志力所自觉确定的目标来控制的。 (二)后传统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前期 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是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人。涂尔干注意到文化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差异性,认为制度应该适应文化。在政治文化层面上,韦伯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人应该怎么生活,社会如何实现公义,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支持公平和正义的生活。韦伯这一辈学人在社会结构上追求理性的秩序,但是韦伯的诘问也被认为是文化的科学。③韦伯称政治学是自称“关于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其目标是“理解我们行动于其中的现实的独特性”。④如果将韦伯视为文化主义者,那么他的宗教伦理分析提供了非理性主义的解释框架。正是从韦伯开始,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建构了理智,确立了理性的边界。 (三)现代兴起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前期 20世纪60年代初,比较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得到了系统和学理化的界定。哈利·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和戴维·阿普特(David E.Apter)等率先评估了三个流派的发展状况。⑤严格地说,直到那个时候,比较政治学才脱离了传统的政治研究路径,逐渐实现了独立和繁荣。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罗伯特·普特南(Robe Putnam)、哈里·艾克斯坦(Hary Eckstein)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为判断、预测及解释政治现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政治文化这个概念逐渐明晰起来。依据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是公众对政治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政治文化能够影响和反映一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行为趋势。⑥不仅如此,政治文化涵盖了政治生态中的成员在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策输出三个层面上的偏好和倾向性。⑦在体系层面上,政治文化指身处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政府中的政治参与者对自身所处的国家、政府等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同时,对某一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偏好往往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息息相关。从政策层面上看,政治文化包含了政治参与者对政治和政策运行过程的预期,也意指公民与政治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层面,政治文化表达了政治个体对政治输出和结果的看法和期望。 与强调运用数理逻辑的理性主义路径不同,文化主义往往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研究问题。阿尔蒙德倡导将政治思想、社会理论、社会心理学等研究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文化是由含有意义的符号和仪式、习俗等等实践所构成,而政治则通过这些经验性表达得以实现。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