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12～0084～09 笔者研究钱穆先生之时，两岸隔绝，大陆知钱穆先生者不多。那之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民国热，随着人们准确认识中国历史的渴望持续高涨，先生的历史著作得以在大陆出版，并迅速流行。《国史大纲》被人重新发现，现在，差不多已成为公认最权威、最可信的中国通史著作，长期热销。“温情和敬意”五字已成习用语，有位网友在亚马逊网站留言说，读到这五个字，“我哭了，我知道我过去缺的是什么”。前些天碰到卢跃刚先生，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曾以“温情和敬意”五个字为题写过一篇文章。① 当然，钱穆先生绝不止史学家，尤其不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论及中国近世史学，约分三派：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注重训诂考据的传统派与鼓吹“整理国故”之科学派，“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倒是革新派之治史在追求意义，然其意义仅在于“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如梁启超始作俑之“君主专制史”范式，新文化运动中兴起之文化激进主义历史观，随后兴起之“五阶段论”，其结论惊人一致：中国历史一片漆黑。20世纪大多数时间中，文科各门学科中，历史学最为发达，但其功能基本上是以中国历史验证欧美理论，为此而肢解、因而遮蔽中国历史，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② 钱穆先生乃别创新格，发展民族文化中心之历史叙事：“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③先生治史，要旨有三：主体立场，中国人写中国历史，首当肯定自己是中国文化塑造，而以主体立场面对这文化；内在视野，从内部考察中国文化之演进，辨正其得失，而不是从他者角度轻易褒贬；自我认知，通过历史认识自己，鉴古而知今，而不是为了验证他人理论。④学术的文化自觉与文明主体意识贯穿于先生全部学问中。 一、缺乏政治学的现代新儒学 如此学术旨趣，把钱穆先生与现代新儒学诸子区别开来。 钱穆先生算不算新儒家?似为学术公案，弟子辈们曾有争论。不过很显然，先生之学术路径大不同于现代新儒学：至少从学术形态上看，现代新儒学是时髦的，多采取西来之哲学路径，从熊十力先生到牟宗三先生，还有冯友兰先生等等，借用心学或理学若干概念，以欧式运思手段，构建欧式纯哲学体系。这些努力确实造就了20世纪中国唯一可观之哲学成就，若无新儒学体系，20世纪中国怕无哲学可言。 不过，钱穆先生对哲学思辨了无兴趣，先生之学或可概括为：经学意识，史学进路。故先生对中国文明的看法与新儒学有同也有异，而且是大异。 甲午战争后，即先生诞生之时，眼见欧美之富强、良政，士大夫惊骇而苏醒，立刻开始深思救亡之道，首重科学，次谈宪政。至新文化运动期间，清晰可辨之“宪政”退化而为含糊其辞之“民主”，加上囫囵吞枣的科学主义，而有“科学、民主”口号之流行。 以此判准反观中国，自然百不如人。那么，中国文明存在于当世之正当性何在?辜鸿铭、梁启超甚至孙中山诸先贤纷纷然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两分，把中国文明的优势和生命力收缩至内在的人心、精神领域。现代新儒学之思想结构深受此说影响：1958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四贤发表之《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势宣告：儒学或中国之学就是心性之学。由此，内圣-外王之说广泛流行，新儒学认为，现代中国之内圣可以是老的，外王必须是新的，即科学、民主。 不能不说，现代新儒学与全盘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实为一体之两面，共享科学与民主两大价值。两者都相信，历史将终结于科学、民主，中国亦然，区别仅在于：激进主义断言，为得到科学、民主，首先要踢开儒学，全盘引入他人之信仰、价值、文化；新儒学则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本有科学、民主之内在要求，完全可由其开出科学、民主。百年来，新儒学一直在此方向努力，推动儒学深度调整，包括采用哲学的表述形态，以适应自外降临之现代性。 新儒学够低调，可激进主义有太强优越感，故很任性：直奔终点多好，干吗要儒学这个累赘?如此决绝无情，新儒学很无力、很无奈，与激进主义发生过几场争论，其中幽怨之气昭然若揭：我已接受科学、民主，你竟然不接纳，为什么呀? 似乎为表白自己对现代性的忠诚，新儒学不时表现其强烈反传统之倾向，这主要在政治领域。张君劢先生可谓典型。先生以深厚的西学背景，在“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宣告“新宋学之复活”⑤，助推现代新儒学之诞生。作为新儒家代表，张君劢终生致力于以德国哲学会通宋明心性之学——这构成新儒学之基本学术进路。同时，他也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且因缘际会，得以主导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之制定。 新儒家代表人物而为立宪者，这一奇特身份曾吸引笔者进入张君劢先生的思想、政治世界，且有所撰作。⑥通读张君先先生著作，不能不说，略感失望。张君劢先生所发展的现代儒学义理，与其所设计并透过艰难政治实践追求之宪法制度之间，几无内在联系。相反，先生坚定地断言，中国传统政治，一言以蔽之，君主专制耳。先人尽管设计了各种制度，但永远没有，也绝无可能约束君权。故对今日中国之政治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了无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