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时段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是处在不断演化过程中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逐渐形成了当前具有民主和法治特征、相对透明的政治生态，公务人员的行为受到严格的规则约束和道德约束。而对大量后发国家而言，从获得独立到目前为止，其国家建设仅仅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其政治生态仍然处在并不成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前现代或者准现代阶段。但是，也有很多后发国家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政治生态也比较迅速地发展到民主、法治、透明的现代阶段。考察所有这些国家政治生态的演化，我们还是能够总结出一些教训和经验的。 一、后发国家政治生态演变的教训 教训一：地域、宗族等小团体主义盛行，公共权力为小团体关系网服务。许多后发国家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国家认同的弱势问题。与宗族、种族、宗教、村庄、家庭等小集团相比，对国家的认同相对较弱，人们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族、种族、宗教、村庄或者家庭的成员，不认为或者其次才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的成员。这样，一旦有人成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其首先是为自己的小团体、小关系网服务，而不是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在非洲、东南亚等地，这种现象非常明显，有些甚至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传统上存在基于“恩主——扈从”关系的“庇护制”，恩主利用权力为自己的扈从提供庇护，扈从向恩主奉献自己的忠诚和支持。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被称为“门阀制”，甚至在当代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但是“政治家和官员缺乏普遍的社会责任感，只有对亲属小圈子的责任感。社会上甚至对国家普遍忠诚的新道德感到不理解，更难有人们实践它了。……现代事物和资本主义浸泡在一个传统世界和前现代社会之中，法律体系被关系网络控制了”[1](P248)。 教训二：权力腐败成为一种文化，整个社会对权力腐败加以默认甚至追捧。在许多后发国家，最为悲哀的不是权力腐败，而是整个社会对权力腐败的认可。不仅公共权力拥有者没有道德约束，而且接受公共权力管制的社会大众甚至是受害的社会大众也都普遍认可权力腐败。人们不满的不是权力腐败本身，而是权力腐败没有为自己服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些国家，每个人都想攀附“得道的高人”。一旦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中有人“得道”，本人的社会地位也会急剧提高。自己在社会中遇到各种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照规则办事，而是找关系、利用关系保护自己。在这种文化中，权力腐败已经不被视为不道德的事情，而被视为一种正常现象，正大光明地存在。大家都在寻找各种机会利用权力谋利，利用权力抬高自己的身价。当整个社会和官场都认为腐败是正当的、正常的时候，一些廉洁之士就被排斥在体系之外，很难再履行职责了，这就叫做“水至清则无鱼”。在一些后发国家，大量政府高官和普通职员都在寻找腐败的机会，同时也在用腐败的手段打理自己的上司。 教训三：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没有履行道德责任，开了恶例，带了坏头。有些后发国家的政治生态极为腐败，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而政府官员在其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子女、亲戚、心腹、密友安排到国家权力和财富的中心岗位，垄断了政界、军界和财富领域的要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子女亲戚不是高官就是富豪，他的同乡也跟着“鸡犬升天”、受益极大。在这些国家，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与手下的各级官员形成小团体，共同谋取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据估计，苏哈托和马科斯从高度组织化的腐败体系中可能攫取了数十亿美元，所有的贿赂首先流入了高官的腰包，然后再在政府官僚部门内部进行分赃。“费迪南和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所做的过分之举，也不过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所渴望做的。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家庭的忠诚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在无情的西方人看来是‘腐败’，但当地人却把它看成是简单的履行家庭的义务。”[2](P412) 二、后发国家政治生态演变的经验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后发国家例如韩国、新加坡等不但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政治生态也摆脱了乌烟瘴气的局面，走向了良好发展的快车道。考察这些国家的转折历程，可以简单总结出四条经验。 经验一：重视国家建设，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公共利益认同，进而培养出良好的职业精神。一个人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这个人一旦成为国家公职人员首先应该服务于国家的公共利益。通过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公共利益认同，可以有效抵制和超越小团体主义的影响。尽管不能完全避免小团体主义，但可以很大程度上弱化一些国家宗族主义、帮派斗争盛行的局面。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和公共利益认同非常强烈，他们在明治维新之后形成了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国家利益优先和产业报国成为通行的原则，分歧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上，没有出现一些国家将公共权力服务于宗族等小团体的严重局面。新加坡也有自己的国家认同和公共利益认同，强调每个公民对国家、对集体的尊重。新加坡也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经验二：重视道德建设，形成辨别是非对错的普遍价值观。对于权力滥用、权力腐败、帮派主义等政治生态的毒瘤，社会大众要形成普遍共识，即这些现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而不能出现是非不分、浑浑噩噩的局面。对那些政治生态腐败现象，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以之为耻，与其决裂。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表现在政治生态方面就是对权力腐败的鄙视和不容忍，对政治清廉的赞扬与推崇。日本政府公务人员一旦出现鸡毛蒜皮的挪用公款等现象，也很难得到民众的道德原谅。日本政府公务人员一旦被发现存在贪污、腐败、滥权等现象，不仅会被从法律上追究责任，其家人也将遭受严重的道德压力。新加坡也是这样一种价值观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3](P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