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6～0081～15 一、政党的“现代性”问题 18～19世纪现代化早期是欧美社会面临专制主义日渐衰落、政党政治日渐兴起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随着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与1783年美国独立，党派活动日益呈现出组织化、正规化的趋势，议会政治作为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全新的一种权力运行形态也已日渐稳定。至19世纪中期，宪政体制下的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早已成为英美政体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特征。①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政党议会政治已经稳定地运行了一百余年，以启蒙主义思想家为代表的欧美思想界，却仍然对党派活动厌恶、恐惧、排斥至极，对于打破专制主义统治之后政党政治的兴起，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理论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没有能够认识到传统社会中的“宗派”与现代“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更没有预见到政党政治在日后的大规模兴起。连当时欧洲最具政治眼光的民主理论家托克维尔在深入全面地考察了美国的民主之后，也毫不迟疑地认为“党派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②正如施莱辛格总结的那样：“在政党开始形成时期，它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遭到非议，被认为是个祸害。”③ 对于传统“宗派”与现代“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何在、政党的现代性基础是什么、如何限制党派活动的自利与危害性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模糊认识，自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同样也普遍存在。这些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先知先觉者”们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政教之有序，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④，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政党权力之争大加挞伐，认为“此间国事分党甚于中国”，“其负气求胜，挚权比势，殆视中国尤甚矣”⑤，显然将英美的政党权力之争与中国的朋党之争相提并论，发出“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的感慨，并由此得出结论“共和政体万不能施行于今日之吾国”。⑥即使是反清派、革命派阵营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前后对政党政治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以“民主革命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例，辛亥之前对政党政治崇尚得无以复加，认为“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惟一之常轨者”⑦，认为“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⑧但辛亥之后稍遇民国政治的现实，其热情很快烟消云散，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在《总章》中公开宣示：“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⑨，迅速完成从“政党政治”理想到“一党建国”“一党治国”“以党治国”“将党放在国上”的蜕变。⑩ 在面对各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近代东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政党的现代性基础是什么、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何在、实施政党议会政治如何才能兴利除弊这类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严重缺乏认识，他们在党派组织与活动之性质与作用等问题上呈现出共同的思想特征，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无论是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这些近代民主思想的引路人，还是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这些近代民主工程的奠基人，都未能预料到早期政党在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不用说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政党理论指导政党政治的实践发展，促进宪政制度的运行。而在近代中国，孙中山的思想转变固有其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素，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蒋氏政权顺手接过孙中山这套“党国”理论，完成中国国民党从一个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政党，蜕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阻碍民主进步的极权主义政党。 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证明，没有政党议会制就不会有现代民主。如果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于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等等主客观原因所限，对于政党政治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性、对政党的现代性本质缺乏认知情有可原的话，自由民主发源地的欧美知识分子何以在政党已经在立宪体制下运行了150多年之后却仍然发出“党派是自由政府的灾祸”的感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代东西方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政党现代性认知的共同误区?政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究竟何在? 二、党派纷争与启蒙思想家的政党观念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随着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稳定，早期的英国政党日渐向组织化方向发展，国王与议会之间、议会各党派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斗争与合作，交织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政坛的主要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英国以及欧洲开始了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度的民主转型过程，这一转型在中世纪以来的英国与欧洲历史上，同样也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欧洲包括北美的思想界都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变局，绝大多数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呼吁自由民主的同时，对于处身民主与专制交战中心的党派活动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对于打破专制主义之后政党政治究竟是福还是祸，却与保王党人采取了完全一致的立场。这一时期欧洲与北美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包括伏尔泰、霍布斯、休谟、孟德斯鸠、马基雅维利、博林布鲁克、华盛顿、麦迪逊、杰斐逊等一大批当时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始终对党派活动的自利性与危害性耿耿于怀，对于党派活动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党派活动如何才能促进而非阻碍宪政制度的建设，始终缺乏清楚的认识。整个18至19世纪，欧美即使是最进步思想家对于政党的主流观念，不仅与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一样，而且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的观念毫无二致，都是对于人们“结党营私”败坏国家政治生活与公共利益的厌恶、恐惧与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