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4.12.18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11-0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一、柏拉图主义：作为开端与统治的Arche① “当公元前375年，柏拉图写下《理想国》的时候，希腊城邦已是风烛残年，而亚里士多德撰写《政治学》时，希腊已经在喀罗尼亚与马其顿的腓力对阵时惨遭败北，也就是说此时独立的希腊城邦虽已产生了理论著作，但却即将不复存在。”[1]37面对陪审团，苏格拉底在申辩的结尾说道：“但我对他们提个请求。我的儿子们长大后，诸位，如果他们在你们看来关心钱财或别的东西，胜过了关心德行，你们要惩罚他们，像我烦扰你们一样烦扰他们；如果他们实际不是什么而以为是，你们就要谴责他们；就像我谴责你们一样，告诉他们没有关心应该关心的，自以为是他们按品行所不是的，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和我的儿子从你们得到就是正义的。不过，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2]142 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对哲学家的命运感到恐惧和不安，他认为：“所有的恶果之根源在于，在民主城邦中进行的辩解始终还处于意见的层面上。”[3]14城邦的事业与哲人追求真理的决心产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苏格拉底被陪审团处死，因为在雅典的军国体制中，战争是第一位的，苏格拉底被控诉亵渎保佑战争胜利的神灵，用思考和沉思消磨青年战士的斗志。在雅典城邦的公共领域中，苏格拉底如他自己所说的像一只牛虻，在德菲尔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的指引下，引领雅典公民追求真理和自由，呼唤知与美。积极的生活体现在苏格拉底的事业里，苏格拉底完美而又成功地践行了一个追求自由和灵魂不朽之人的一生。 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在希腊时代，人作为言说的政治存在，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政治的动物”。交谈与言说在这一语境中作为逻各斯(Logos)的动词，逻各斯之意为：在语言中将现象汇聚和展示于世界。在希腊文化罗马化的过程中，这一交谈、说话、谈论的含意被拉丁化为“理性”，而在原初表示涌现、创生的“弗西斯”(phusis)也被我们熟悉的“自然”一词所代替②。海德格尔认为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过程并不是随意和无害的，而是对希腊哲学源始本质的割裂和疏离的最初阶段。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同样源始的观念，海德格尔认为西方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即源于这些词语的翻译，而非转渡，转渡作为翻译的形式之一在最大程度上是关照和考虑源始词语的根基的[4]170。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与不同的人交谈、论辩，以尽可能地接近真理。在多样化的私人空间中，我们有各自的想法和世界，并且沉沦其中；而在城邦中，如克劳斯·黑尔德所说的：“人必须超越出他们各自特殊世界的兴趣状态和本己，并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相互遭遇，而后才能在做出辩论的过程中通过承担责任来认真对待生活。根据这个结论，在雅典的城邦中——并非与哲学同时代——就偶然地形成了第一个民主制度，从而也形成了最源初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就其希腊的原创性来看，民主的基本特征就是开辟一个具有自身负责理由的共有世界。所以在这个民主中，一切都取决于这种变换不定的、超越出特殊世界性的、并因此而是开放的论证，希腊人将它称之为‘议事’。在由修昔底德流传下来的关于战死者的名言中，伯利克里强调：雅典的民主制并不认为，让逻各斯——即在相互言谈中被感知到的理由——先行与对行动的决定是有害的；事情恰恰相反。”[3]14就是在这一由言谈开辟的世界中，人们发现了共同的世界，并在世界之中存在。通过在这一世界中不断超越、论辩和议事，此在的人“绽开”着，并被定义为政治的动物。 与哲人们后来倡导的沉思生活相比，语言的在场与行动的直接性使世界在不同的意义维度中显现出来，此在的人通过言说将自身呈现于世界中，他与存在者通达并且超越了存在者。由此，意见(doksa)在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中显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汉娜·阿伦特的考察中，“意见”一词涵盖显现和呈现的动态含义，“它是指每个人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德性，而德性来自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意见是公民重要的政治品质”[5]88。在意见得以言说的过程中，人通过分有神的德性而进一步展现自身是“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展现出不同的德性，而正是在这纷繁杂乱而又看似无序随意的言说中，各种不同的意见相互交汇、融通，所有相同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现，真理自然呈现为“无蔽”。而这一无蔽的状态下，面对人类的公共事务，政治世界呈现为意见的涌动和斗争，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符合观中以正确性为标志的真理观。伽达默尔说：“我们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不是说在语言背后还有其他实践方式，诸如劳动、统治。在语言的呈现中，呈现的不是背后的物质力量，不是说在语言的背后存在可能性，而是说可能性只在语言中存在，我们只能理解语言的世界。”③ 一件伟大的事情既不在于其动机，也不在于其成就，而在其本身的显现过程。古老的希腊人将生命的必然性领域视为低于公共事务的生活。在私人领域中，由于受到生命必然性的驱使，家长制和奴隶制仍然存在，因此，生命的必然性和人类生活中的暴力被认为是前政治状态；而政治领域是独立自主的雅典公民对各项公共事务的探讨之地。德谟克利特说道：“政治的技艺在于教人们如何去展示伟大和荣耀的东西，只要城邦在此，激励着人们不要惧怕非同寻常之事，如果城邦衰落了，一切就都不复存在。”④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位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公民，他们交谈、商议，追求不朽和荣誉。而私生活是幕后的，隐藏不显的，依靠奴隶制去维持生活的繁复和循环，用家长制的权威规定着家庭的秩序。而这些因素在希腊人的公共领域中是被排除在外的，它们属于必然性的私人领域，而真正的自由超越这必然的一切。克劳德·黑尔德评价道：“家是生命保存得以发生的共同体，而且具有双重形态：它既是需要的满足，即满足个体继续生活必须得到的日常需求，又通过养育小孩而保障了人类这一种类的继续存活。希腊人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以开放性和封闭性为基本差异，一边是居所，家庭共同体，藉着其公共性格，城邦区别于具有隐蔽性的居所。如此一来就可以说，政治世界的自身开启的意义在于：它是对立于家的隐蔽状态而实现的。”[3]281古希腊人几乎毫无私人性或私人生活的概念，每一个在公共领域言说的公民都深知此在的人作为必有一死者，要残酷地顺应自然的必然性，他们追求不朽，建立勇气和荣耀的纪念碑，分享众神的德性，其私人生活不可避免地屈从于必然性，财产作为手段成为进入政治世界的必要条件。而当私人生活在近代获得不可侵犯的“隐私性”之前，私生活呈现出被必然性所统治的特征，如奴隶制、家长制甚至暴力。必然性的需要使这些支配性的行为成为必需，但这一切却是每一个得以言说的必有一死者在城邦里能够追求不朽的保证，受到必然性的支配是必需的，而不朽才是目的。离开私人的家，这一被遮蔽的领域以及被必然性限制和锁闭的领域，展现自己是“谁”，而非是“什么”，成为人之为人、政治之为政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