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辩并非一个新鲜话题，也并非是政治思想领域特有的问题，然而由于政治领域的特殊性质，古今问题在这里也呈现出特殊的重要性。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究竟何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实际上也正是问题意识本身的一次征程。施特劳斯正是以其敏锐眼光为这个问题打开了一个也许已被遮蔽了两千余年的视野而蜚声学界。相比之下，他所重新发掘并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隐微术”也许仅仅具有次要的地位。兹请以孟德斯鸠为例来检视一番究竟何种意识更有可能在思想的世界里行使正义，即：给予我们的审视对象以恰如其分的身份，给予这种特殊身份的人以恰如其分的评判。至于由此而可能引出的其他更大的问题，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这个案例可以不必是孟德斯鸠，但是孟德斯鸠也许格外适合于进行这样的审视：这是一位多少有些特别的著名思想人物，他的鼎鼎大名几乎无人不知，但是他居然有时会在最有教养者关于欧洲的思想史著作中销声匿迹①。在被后世以“启蒙”命名的18世纪，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孟德斯鸠的形象几乎一直陷于模糊不清的境地，尽管这几乎是所有重要思想人物的特权，然而孟氏的情况却又不同于其他人物，比如卢梭。后者形象模糊是由于后学们各持清晰见解相互争吵而致，而孟氏则是由于长期以来几乎无人能够描绘出一个清晰的形象。 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最具特色的几项孟氏遗产——孟氏政体理论、三权分立、法治思想、气候影响说、刑法改革建议等等，人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孟氏的几个瑕疵——难以数计的事实错误、前后矛盾、几近杂乱的结构、近乎跑题的琐碎、几乎毫无根据地轻下论断以及对他所不理解的文明所持有的令人发指的偏见等等，也许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才导致了孟氏在后人著作中的几乎是独有的出场规律：在诸如方法论问题、风俗问题、政治自由问题、共和国问题与三权分立问题上，孟氏常常作为一个巨大而模糊权威背景而被引证，但却极少有人对孟氏进行体系性的分析或在建立体系时将孟氏遗说奉为明训。 两种大历史的考察：萨拜因与弗格林 对于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早期代表人物而言，孟德斯鸠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所谓“经验方法”②、注重经验的态度以及莫名其妙的巨大权威使之成为了这样一门以方法为主要表面特征的新兴学科的先驱。但是，实际上孟氏对所谓“经验”方法的使用很难让人相信其中所包含的严肃性，萨拜因便一方面指出孟氏的这种通过对各国的气候、政体、法律、风俗等条件进行综合比较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没有基础的，因为这些要素与由之而构成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经过论证，它不过是孟氏的虚构；③而另一方面，孟氏关于政体的论述与其说是出于经验的观察，毋宁是出于他对其法国所应选择的道路所作的设想，④换言之，方法是为政治立场服务的。这是进行任何思想考察的第一步，但是只需这一步便触到了真正的问题：孟德斯鸠意图何在？然而除了那“所应选择的道路”之外，萨拜因几乎给不出更多的答案了。实际上，尽管萨拜因认为法国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是孟德斯鸠与卢梭，但是从萨氏的行文中很难读出他对前者的丝毫敬意。在萨氏看来，孟德斯鸠只不过是“传播和加强了以英国的制度作为实现政治自由之手段的信念”，而孟氏对英国制度的理解不过是受到了哈林顿与洛克的启发，这两位先行者的确讨论了所谓的权力分立问题，并且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观念，它几乎是与政治思想本身同时诞生的。但是，将权力分立视作英国政体或任何一个政体之根本特征的，孟德斯鸠却是第一人，并且，他唯一的“创新”乃在于他对这一古老学说作出的修改，他“把权力分立的思想变为政治结构各组成部分在法律上相互制约与平衡的体制”。然而孟氏的论证在萨拜因看来却是灾难一般的，孟氏有的只是对于政治自由的、绝对的满腔热爱和对“自然”与“理性”的极力推崇，然而其对理性的半心半意的运用所留下的却是社会学方法和难以确定界限的相对主义⑤。在作为“辉格史观”之代表性政治思想史家的萨拜因看来，在人类实现自由的漫长征程中，孟德斯鸠基本上只是一个因为爱而添列于人类自由事业先贤祠的投机者。 另一位极具风格的重要思想史家弗格林(E.Voegelin)提供了一个更大也更复杂的谱系——实际上，弗格林对于谱系或时空跨度的选择乃是与他对于人类之存在的深刻思考密切相关并且经历过重大转变的，这也正是弗格林在写下了《政治理念史》数千页手稿之后按下不发却转而开始写作《秩序与历史》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在后一部五卷本的大作中，孟德斯鸠与许多人物一道消失了。但是，作为一个问题的孟德斯鸠并没有消失。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政治理念史》中，孟德斯鸠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了一个什么样的脉络中的？弗格林的理念史不是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是始于亚历山大，即古希腊城邦世界的灭亡。⑥亚历山大使得某种高于古希腊城邦的组织形态得以产生，在弗格林看来，对于最高神秘存在的模仿或“表达”(articulation)而言，亚历山大所创造的帝国是比城邦更加适合的形态。而随着这个秩序的出现，也产生了一种与之同样具有普遍性质、但却与之离心离德的“灵性”(spirit)——斯多亚主义。于是，弗氏思想史考察的两个核心词便悉数出场了：秩序与精神。 两者辨证运动的循环就此展开，在弗格林的宏大叙事中，洛克是现代世界第一个政治思想循环的终结，而孟德斯鸠则是这第二个循环的重要先行者：前者留下了一个灵性彻底消失、唯余爱财之情的从而也是“非人的”世界，弗格林将这个阶段称之为“秩序反对灵性”(Order against Spirit)后者则属于灵性要求重返家园的时代(the Reassertion of Spirit)——它需要一种“人的科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作为分有灵性之存在的人的科学”。这场灵性对秩序的反抗以三条路线展开：一为以维柯《新科学》为开端的对欧洲文明持悲观态度的路向，这个路向上的后继者中有大名鼎鼎的尼采与韦伯；次为一些时而表现为时代危机的优秀诊断者同时又是充满灵性的活动家的人物，赫然在列者有或者竟然有：马克思、列宁、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三则是信从理性、进步与文明(civilization)之成功的神话的路向，这个路向奠基于17世纪，后来的追随者则为众多的二流头脑。⑦其中，维柯的崇高地位是一个世纪之后才得到追认的，而冥冥之中最早“追随”维柯的心灵，在英国的名叫大卫·休谟，而在欧洲大陆的便是这位波尔多男爵孟德斯鸠。前者在一个新历革命、已然稳定的社会中批判理性，后者则在一个山雨欲来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中贡献了《论法的精神》这部奇书(a curiosity)，此书之“奇”在于它空有一个庞大的体积、涉及范围无比广大的诸多问题、享有无与伦比的名气以及耗费了二十年的辛劳，然而却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除了那些与书的厚度不成比例的一串小理念之外，没有任何涉及政治理论原理的杰出贡献。孟德斯鸠不过是重申了政治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但却缺乏将其体系化的哲学能力。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