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国外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家倾向于认为，比较政治学是一个用方法来界定其边界的学科。譬如，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①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也指出：“在政治学的几个次级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具有方法意义而非实质内容意义的学科。‘比较政治’一词主要表明其如何进行比较，而非具体针对什么内容进行比较。”②既然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政治学如此重要，那么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就应该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心之一。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的研究还基本上处在非自觉地使用研究方法的阶段，而且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还比较少。③本文尝试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进行一个学术史的梳理。④通过文献梳理，作者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在目前国外的比较政治研究中，质性方法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在比较政治的质性方法方面，国外学术界有哪些进展？本文首先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学术史进行梳理，然后从质性和定量的二元视角出发对这段方法史进行评述，最后再对质性方法的一些新进展以及新趋势进行总体性评述。 一、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国外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国。⑤在6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并且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家也参与其中。例如，亚瑟·科尔伯格(Arthur L.Kallberg)在1966年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发表了“比较的逻辑：对政治系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评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在1968年《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创刊号上分别发表了“比较方法的未来”和“比较方法与英国政治的研究”。⑥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对比较政治方法的简要评述，并且其对后续研究的影响相对有限。所以，笔者将这些成果的出现看成是第一次浪潮的前潮。高潮真正出现是在70年代初期，代表人物是乔万尼·萨托利和阿伦·利帕特。萨托利于1970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萨托利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比较政治作为一个有实质性内容的领域得到了快速的扩展。这种范围的扩展引发了关于研究方法的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看起来是在进行一些比较研究的努力，但是却缺乏比较方法(例如在方法论的自觉和逻辑技巧上都是很缺乏的)。”⑦鉴于这种比较研究方法的缺失，萨托利从理论系统中最基本的概念这一元素入手，分析了概念构成和概念扩展(conceptual stretching)等问题。利帕特在1971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一文，是比较方法史上另一篇开创性文献。在这篇文献中，利帕特对比较方法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对比较方法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以及案例分析之间的异同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并且对比较方法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⑧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1970年出版的《比较社会调查的逻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比较政治方法著作。在该书中，普沃斯基和图纳在密尔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具相似性系统”(most similar system)和“最具差异性系统”(most different system)的比较研究设计。⑨求同法和求异法在研究中对被控制变量的条件要求比较苛刻，而最具相似性系统和最具差异性系统方法则通过放宽限制条件大大增加了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这三篇文献是第一次浪潮中最具代表性和开创性的成果。 之后的一些成果可以看做是这次浪潮的继续。⑩这一浪潮的余波甚至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在1991年《理论政治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上发表的“比较与错误比较”一文中，他对比较政治方法20多年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一些最基本的方法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多数研究者对“比较什么”以及“如何比较”这类问题仍缺乏足够的思考。一些诸如“猫—狗组合”(指本来不存在的组合)之类的作品充斥着比较政治学的研究。(11)这一时期的另一成果是盖伊·彼得斯(Guy Peters)的《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12)这本书是对比较政治方法20多年发展的一个完整总结。另外，最近的一些成果也可以看成是这一波浪潮的回潮。譬如，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方法：萨托利的传统》一书，集结了萨托利在比较政治方法方面的研究和一些受到萨托利影响的、关于概念研究的新方法论成果。(13) 第二次浪潮的前潮最早出现在80年代末。前潮的代表性成果是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在质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一书。在这本书中，拉金明确界定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分野，并且尝试将布尔代数等一些新方法运用到比较政治研究之中。(14)第二次浪潮来临的标志性事件是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的《设计社会调查：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一书的发表。在这部书中，作者指出，“好的定量研究和好的质性研究的逻辑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意义的差别。……我们写这本书的目标是希望鼓励质性研究者认真对待科学推理(scientific inference)并把这一点整合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希望，这种一致的推理逻辑以及我们展示这种逻辑的努力(以证明这种逻辑可以对质性研究者有用)可以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可以有助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15)简言之，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希望把科学推理作为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共同的逻辑，并以此来沟通两种路径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之后激起了一系列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是1995年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一组评论文章。(16)之后，有两本重要著作都是以《设计社会调查》为对话蓝本出现的。一本是亨利·布拉迪(Henry E.Brady)和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主编的《重新思考社会调查：多元工具与共享标准》，(17)另一本是拉金所著的《重新设计社会调查：模糊集合及其他》。(18)需要说明的是，《设计社会调查》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缩写KKV成了这一研究的标识。KKV的研究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影响巨大。正如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所评述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设计社会调查》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推动了政治科学领域中方法论的自觉，而且这一遗产完全可以看成是有益的”。(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