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3)10-0211-05 卢梭认为，同情是“我们在看见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我们的同类死亡或遭受痛苦时产生一种天然的厌恶之心”①。浓郁的怀古倾向决定了他不可能因循同时代的休谟与斯密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路径来研究同情问题。因此，卢梭甘愿冒着成为启蒙大家庭弃儿的风险，抛开理性分析历史事实的方法，借助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另辟蹊径来探究人类同情心的起源，以求进行“了解自然的人的实验”。尽管卢梭并不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唯一强调同情之重要性的人，但他的同情论常常被认为是冲击当时作为主流的理性精神的最有力武器。 一、卢梭反对“启蒙理性” 卢梭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理性精神，甚至强调理性精神对人类心灵的发展十分重要。他说过，人们无论在哪都不应该惩罚理性或者说理。②卢梭反对的其实是启蒙理性(enlightened reason)，即由启蒙哲人(philosophes)建立起来作为一切判断之最高标准的理性权威。 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无论是被看作实践理性的确立，还是被看作技术理性的延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卢梭不仅断定启蒙思想家把理性用错了地方，还清楚地看到了启蒙理性的局限： 第一，启蒙理性不只是知识上的拓展，也是怀疑精神的蔓延。③一方面，这种怀疑精神使人们对其本来的自然面目产生了怀疑，而倾向于相信哲学家灌输给他们的以知识和智慧为名的教条，倾向于追捧能为世界提供确定性的科学技术，从而对人性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因此，卢梭不断强调自己的任务：“分辨出人的天性中，哪些是原有的东西，哪些是人为的东西，而且能很好地描绘现在已不复存在，而且过去也许根本就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的状态”④。另一方面，卢梭并不认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的怀疑精神能够把人们的心灵从对自然、对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说法。相反，他强调，正是这样的怀疑精神使人类的社会情感变得衰弱，容易陷入信念迷失的困境。⑤ 第二，理性不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人们对理智之爱会弱于对其他自然事物之爱。尽管人们拥有获得理性的能力，但需要以理性来启蒙这个假设的成立，就意味着蒙昧才是人类的原初状态。这几乎是启蒙运动每一个阵营的思想家的共识。人需要外部力量如知识、经验等，来促使理性生成并发挥作用，但不可控的外部力量会造成它的不稳定性。当人们缺乏必要知识与经验时，理性就成为一种遥不可及之物。⑥事实上，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脉络中受到一种决定论态度的支持。卢梭正是针对这种态度来批判启蒙理性的。他认为，人们过度依靠理性，就必然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和过上自主而自然生活的可能。理性只适合用以建立一种人为的政治社会，而不适用于培养自然的习性与美德。这也是卢梭在彰显其自然思想的论述中，一直强调自然情感作为内心的良知是人们形成自由意志的主要动力，而在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论述中，又以一种异常理性的姿态来建构心目中理想政治社会的原因。 第三，作为一种外在的决定力量，理性的不稳定性衍生出其脆弱性。理性可以通过外部力量生成，也可以瞬间被外部力量剥夺。即当既有的知识体系受到冲击、价值体系遭遇颠覆、生活经验遭遇挫折时，人们的理性观念体系也容易瞬间崩溃。所以，理性相对于情感这种人类的内在天性，就显得更加脆弱。理性可以被剥夺，而情感却不能。而当理性遭遇意识形态时，这种脆弱性会更加明显。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知识、教条为支撑，并依赖于政治经验的熟稔而加以塑造的强有力的观念力量。⑦当脆弱的理性观念遭遇强势的意识形态时，前者不仅容易被后者扭曲其价值与内涵，还会被后者同化。当理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时，造成的恐怖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将法国的启蒙运动界定为以理性的意识形态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并指出理性的意识形态造就了那个时代对理性的狂热崇拜，这对于后来的大革命及其后续恐怖统治是负有部分责任的。⑧ 即便在启蒙运动的情感—理性之争中最不遗余力地捍卫情感立场的思想家，也不反对理性精神的重要地位。就卢梭而言，他从来没有声明反对理性，反而呼吁人们在社会中应该拥有一种遵从内在良知的理性。但为了表明不同于启蒙哲人们的立场，卢梭始终没有正面宣扬理性精神，并一直把以情感为动力的良知置于理性之上。他尤其拒斥由启蒙哲人们所推崇的充当一切判断的权威的启蒙理性，转而将启蒙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的天然情感——“对幸福的判断，是一件从理性的角度少于从感情的角度考虑的事情”⑨。 二、以同情启蒙：一种浪漫主义诉求 卢梭的以同情启蒙似乎是在尝试摆脱理性的干预，以驰骋的想象力来还原同情的原始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情结。这是一种孤独之人的苦难与抱负，是救赎之路的情结，也是一种创造出不需要依靠社会就能够勾勒出和平与繁衍景象的情结。⑩卢梭以同情来启蒙的诉求便具有以下浪漫主义的特点：第一，朴实自然的同情具有超越甚至改变事实的力量。在保守的、精于计算和分析的理性面前，激进的同情对不平等的、充斥着苦难的现实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因此，人们不需要从外在去寻求启蒙的助力，而通过天赋的同情力量就能够实现。第二，更多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奇思妙想，而不是一种讲求可行性的举措。这甚至有可能“为了寻求冒险而违背了正常的因果关系”(11)。第三，以同情启蒙是对社会文明的想象性重构，就必然存在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整体框架，符合这个框架的事实才能被保留和利用，而不符合的则会被否定和抛弃。换言之，现实是为理念服务，而不是相反。第四，是一种道德理想，关注道德的价值要甚于关注理智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