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2)01-0007-05 政治发展理论是一种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兴盛于60年代的思想学说。该理论不仅成为了主导当时美国政治学学科研究的分析模式和认知框架，还成为了一种影响当时美国的高层决策、推行海外战略的政治工具。由于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该理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遭到了大量的批判。围绕政治发展理论进行的研究和争执产生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足以形成一门“政治发展学”。 在本文中，建立在目前既有文献和知识脉络的基础上，笔者旨在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一种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详言之，我将更为关注该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场域和不同知识分子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基于此，笔者拟采用布迪厄和福柯等人的相关理论来系统讨论政治发展理论的知识生产背景，以求在一般意义上对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中的行动者、制度、权力等因素达到更为深入的把握。 一、异治性的渗透：被动支配与积极共谋 实际上，在二战时期，美国政治学界就与政府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名鼎鼎的哈罗德·拉斯维尔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就曾经在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的情报机构，为盟国在心理战、宣传战方面出谋划策。不过，这一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远不同于冷战时期，主要差别有二：首先，学者们与政府间的联系较为直接和公开，隶属于联邦政府，大部分为其服务的学者都有正式的职务，比如，爱德华·希尔斯、阿列克斯·英格尔斯等人就曾经在二战期间为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研究分析处服务，拉斯维尔则担任过战略服务办公室、战争信息办公室以及军队心理战分部的顾问。[1][P70-91]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于政府的政治学家们所承担的工作均较为专业、具体(比如分析敌方遭轰炸后的士气状况、对针对敌方的反战宣传效果进行评估等等)，立场甚为明显。换言之，在二战时期，由于美国的对敌斗争是直接、公开的，不同于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隐蔽斗争，因此，学术场域本身并不整体性的牵涉到政治场域的事务中，知识分子们在为政府提供服务时的身份与其说是一名学者，不如说是一名被政府雇佣的公务员。 然而，随着战后冷战大幕的拉下，学术场域与政治场域、知识分子与政治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诚如亚拉·凯茨尼尔森所言，冷战是作为“调整性元素”而对政治学产生作用的，它成为了政治学的一种焦虑的来源，并赋予了政治学一种目的感。[2][P236-237]更具体点说，这种焦虑来源于美国敌人的改变，即美国的对手已经由纳粹德国和日本转变成为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相应地，与对手的斗争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不再是以军事对抗为主而转为了意识形态之争。进而，斗争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导致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赋予了政治学以一种“目的感”)：知识分子需要生产出一种新的知识，换言之，一种能够与共产主义相对抗、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 这样，在二战后，针对全球战略的新变化，美国政府重新调整了其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始，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的影响、渗透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的： 首先，美国在战后急剧扩张了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而在扩展的过程中，一些私立机构也被纳入了进来，包括美国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1952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是由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出资建立的，该中心的第一届主任是经济学家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他的官方职务却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在他的麾下，网罗了一大批诸如丹尼尔·勒纳、白鲁恂这样的政治学者。[3][P117-121] 其次，不同于二战时期国家对学者的直接征召，联邦政府这时主要是通过一些团体来对学术场域施加影响的，这些团体从表面上看是纯粹的学术社团，但是却拥有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大量的研究经费，团体的领导人员也与联邦政府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由埃夫隆·柯克帕特里克(Evron Krikpatrick)所执掌的美国政治学会和由阿尔蒙德所负责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下属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parative Politics Committee)可谓是典型代表。 第三，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还加大了对高校科研的经费投入。政府资助虽然在二战时期就存在，但在冷战时期却变得越发明显了。一些重点大学里研究机构经费中的大部分(甚至超过了50%)来自于联邦资助。[4][P143]正是通过这样的资助，在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研究机构和高校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盟。 如上可见，冷战时期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具有不同于以往的隐蔽性和强烈性。通过建立机构、培养代言人和提供经费等方式，政治场域将学术场域中决定知识分子生存、发展命运的几大关键环节牢牢把握住(诸如核心期刊的论文录用、主流学术团体的准入资格、研究经费的申请、项目设定制度、学术评价制度等等)，进而，这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了研究者的知识生产。 然而，如果仅仅强调政治场域的主动渗透和学术场域中知识分子的被动支配，那么，我们显然忽视了故事的另一面。事实上，如果没有学术场域中某些行动者的主动迎合和积极共谋，这种理论也无法产生。自主性是场域的应有之意，然而，在保持自主性的过程中，“异治性”(heterronomy)的因素却是无孔不入的。布迪厄为此曾经特别指出：“有一条社会法则，适用于我所研究的所有文化生产场域，包括艺术、文学、宗教、科学等等，就是说引入异治性的行动者，是那些根据场域或特定标准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5][P243]详言之，那些在某个特定学术场域中(按照学术标准)处于低位的人，他们在结构上就倾向于寻求与外部权势的合作与结盟。虽然他们身处学术场域中，面临着多方面的约束和控制，但是，这些人由于在与政治场域的结盟中获得了足够的资本，因而强化了自己的力量，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原来的学术场域中获得较高的行政职位(而这与学术场域自身的评价标准是无关的)，进而对学术场域的整个运作机制实行反击，将真正的异治性因素引入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