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顿·摩尔把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划分为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以俄国、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他实在模糊了英、美、法之间的内在差异，或者说他刻意把历史道路的巨大差异作高度抽象化处理。在我们看来，英－美走的是一条先共和（即法治）后民主的道路，而法国走的是先民主后法治的道路。不同的道路使得它们之间的政治发展、进程和政治稳定状况完全不一样。亨廷顿以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专门化和大众参与为标准，把早发达的英、美和欧洲大陆又区分为现代化的三种类型时，我们又认为亨廷顿又过分夸大了三者之间的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是法国不同于英、美，以及后来的德国不同于法国。而当亨廷顿明确地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在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大众参与之间面临“艰难选择”时，①“难以抉择”的何止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早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面临同样的困境，要知道他们的“选择”要么曾经给国家带来富强的荣耀，要么曾经给国家带来失败的灾难，只不过他们的“选择”似乎已经是那么遥远的事，似乎只有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才面临“艰难选择”。 为了理解民族国家成长中的共性问题或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共性问题，对早发达国家做一粗线条的梳理，以让人明白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甚至包括政治发展道路这样的根本问题不为发展中国家所独有，早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这里选择民族－国家成长中的几个根本性指标，即法治、经济和民主，作为比较研究出发点。在当下，民主与法治是一对老生常谈的概念。我认为，“法治”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古典主义的“共和”，因此今天的民主与法治在古典主义那里其实就是民主与共和的关系。无论是过去的共和还是今天的法治，说到底是规制和约束权力的制度问题，关乎的是权力＼权威的类型，是法治化权力＼权威的还是人治化的权力＼权威？而民主则是一个产生权力（即谁当官）的过程和制度问题。有共和＼法治而无民主，是一个大众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不平等的社会，而有民主无共和＼法治，政治的稳定性则可能得不到保障。这样，我们看到，法治、民主与经济，虽然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与次序问题，但是政治中的法治与民主在现代化历程中又难以作简约化处理，因为一个是关于权力＼权威的合理化问题，一个是关于权力的大众性问题。据此，法治、民主与经济，就成为我们的比较政治发展次序的基本变量。 按照法治＼共和、民主与经济的基本标准，可以把早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次序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即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共和——经济——民主型”，以法国为代表的“民主——经济——法治型”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威权——经济——宪政民主型”。 共和－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次序 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所实现的，既是如洛克所说的“议会主权”，甚至如卢梭的“人民主权”，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所追求的共和国。“共和”乃众人之事，是民众之国，而非君主一人之国。因此，洛克－卢梭的“主权”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跨越千年中世纪后的思想再现，只不过“人民”从少数人扩展到多数人，从集体概念逐步演变为具有人的解放旗帜下的个体色彩。 “光荣革命”本身并没有改变英国的传统，只不过将“主权”从君主转移到议会，并经过此后一百多年的王权与议会的较量，直至形成了“王在法下”的几个世纪来的追求。无论是“议会主权”还是“王在法下”，体现的既有古典意义上的共和，也有当今意义上的法治。无论是国王还是当选官员，其权力和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规制，而法律是由议会颁发的，议会则由选民选举的代表构成。因此。“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治既可以说是共和国，也可以说是法治政体，即我们常说的君主立宪政体。只有在这种法治政体下，封建时代那种常见的“君主债务”现象（即君主可以借钱不还，从而压制经济发展，是一种无效产权）才一去不复返，产权在法治政体下得到有效保护。 受到有效保护的产权所焕发的能力是惊人的。保护了产权的法治政体不但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提升了国家的竞争力。在“光荣革命”之前，由于斯图亚特王朝信贷不足，债务很少有超过200万英镑的时候。而在“光荣革命”后的9年里，政府债务剧增到1700万英镑，而此时正逢9年战争（1689－1697），是政府坚实的财政基础使英国赢得了这场战争。而在“光荣革命”30年以后的1720年，政府债务达到5400万英镑，几乎是该年岁人的9倍。之前发生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14），又是政府的信贷能力使英国赢得这场战争。在18世纪每一场连续性的战争期间，收入、支出和债务都有很大增长。到1790年，在英国与法国为争霸而开战的前夕，英国的债务是2.44亿英镑，相当于该年岁人的15倍。② 第二届皮特政府在下院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基础之上。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布罗代尔英国的财富是一种“人为财富”。③“人为财富”其实就是“制度财富”。 政府所以能大量举债，不但是政府信誉的提高，还因为民间的富有，否则债从何来？英国坚实的公共财政是打败当时更为强大的大陆竞争者法国的重要基础。要知道，与英国相比，法国因其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而居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法国实实在在的财富即国民生产总值比英国高一倍多（法国为16000万英镑，英国为6800万英镑）。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