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0)01-0003-32 一、前言 诚如波兰尼(Polanyi,1957[1994]∶3)所言，现代社会的源泉和基础是市场经济。历史上，现代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的发展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且显著地影响了环境。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及其构成的挑战，国家不得不重构其治理制度。在波兰尼看来，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是由一种所谓的“双向运动”所支配的，即“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这一运动所遭遇的在特定方向上制约其扩张的反制运动”(Polanyi,1957[1944]∶130)。现代社会的国家建设或重建正是在这两种运动的张力中展开的。在19世纪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那里，市场经济体系尊奉为“组织社会的原则”(Polanyi,1957[1944]∶135)。这种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中，得以全面的复兴(Wiarda,2004∶120-121)。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总是伴随着一些令人侧目的社会和环境的代价，市场体系的扩张或者市场化运动就会遭遇来自社会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制约(Polanyi,1957[1944]∶130)。这两种运动都会对国家建设产生影响，都是国家建设的推动力。然而，一旦双向运动发生，国家建设面临的挑战就会非常大。因为，这两个运动背后的利益驱动是不同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冲突的。在人类历史上，自由市场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并在许多方面提升了个人自由，但是，它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环境问题，进而激发出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一旦到了这一点，国家治理就必须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一“双向运动”中进行艰难的平衡。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经历的国家建设过程。例如，美国进步时代(1890-1928)改革就是这样一个调适的过程。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30多年经济改革后的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很多工业化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面对的挑战。毫不奇怪的是，一些学者（马骏、刘亚平，2010；王绍光，2002；Yang,2004∶299-303）发现，尽管美国和中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进步时代”的美国和改革以来的中国存在着“显著的历史相似之处”(Yang,2004∶299)。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为什么说这些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中国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对于中国的国家转型来说，这些都是极其关键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顾过去30多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国家重构。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甚至对国家治理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有深入地回顾与反思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在回顾与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过去30多年中国的国家重建？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哪些方面国家治理制度被重构了？在不同阶段，重构的重点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绩，又忽略了哪些问题？ 研究中国转型的文献卷帙浩繁。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在这方面提供一个全面的文献评估。总的说来，关于中国转型的文献主要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崩溃论、适应论和平衡论。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中国的政党国家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崩溃（例如Chang,2001; Waldron,1995∶148-153）。显然，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转型，完全无视国家治理制度为适应经济社会变迁而进行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进步。与此相反，适应观点认为，中国比较成功地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并重构了国家治理制度，因而，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例如，在《重构中国的利维坦》(Yang,2004)一书中，杨大利认为，尽管中国仍然不是西方意义的民主选举的国家，但是，中国的领导层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重构国家治理制度：一方面国家制度的理性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随着各种问责制度的建立，国家开始变得比原来更加负责。然而，考虑到目前中国转型所面临的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不难理解，这一观点会受到很多人的质疑。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提供一种更加平衡的观点。在分析了俄罗斯及东欧转型国家的国家重建经验之后，拉利波特和兰特根(Laliberté & Lanteigne,2008∶7)总结了转型国家三条主要的国家重建途径，即退却、收缩和适应。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退却或者收缩的战略，而是探索了一种“适应的战略”。事实上，在他们编辑的论文集中，撰稿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中国政府采取的适应性战略的不同方面。在这一方面，他们与持适应论的学者是一致的。然而，他们并不像后者那样乐观。在拉利波特和兰特根看来，杨大利等秉持适应观的理论家们对于中国的转型过于乐观。尽管中国比较成功地适应了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但是，其国家重建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例如在合法性建设方面。总的说来，虽然杨大利(Yang,2004)也指出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需要进一步改善，例如需要进一步提高民主问责程度，但是，他对中国国家重建的分析过分集中于重构国家治理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这一方面，而忽略了市场化的社会结果及其对国家治理构成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