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民主

      当我们思考公共空间和语言时，会发现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关联似乎将它们连结在一起，倘若我们同意从民主角度来看待它们。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在基督教贬低古代之后，现代革命是与古希腊人重新获得联系的一种方式，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平等是参与的平等以及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没有分歧、共同生活的能力。但是，新的情况是公共领域不再为一小部分不为生活必需品所累的人保留。跟随阿伦特，马蒂娜·莱博维奇（2000）问道：“什么是政治自由？”：它是在公共世界中发表意见的权利，是所有人在公共世界中被观看、发表言论和被听见的权利，并且特别是对于“众多隐藏在耻辱之夜中的贫穷而卑微的人”（阿伦特，1967）而言。克洛德·勒福尔曾在早些时候评论过这些文本，他指出汉娜·阿伦特把政治视为极权主义形象的逆转这一事实，并且这使她把注意力集中于其最隐秘的挑战被揭露的那些瞬间：古代希腊城邦、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或许还包括1917年俄国的工人的会议和1956年的匈牙利）。

      根据阿伦特，单纯就在希腊而言，我们看到一种“空间”正在被创建，一种人们将彼此视为一起讨论和做决定的平等者的空间正在突现。它出现的地方与他们的私有商业有相当距离，而这种私有商业与家（okos）的领域——劳动分工限制和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主宰的家庭生产单位——相适合。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在这种空间中，他们可以成为试图凭借“漂亮言词”和“高尚事迹”将其形象留在公共记忆中的对手。（勒福尔，1986：66）

      这种支配政治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共享世界——因而是人的世界——中的言词交流，并且不是一而是向多元性开放。我们意识到统一性和多元性之间的这种对立进入一系列对立之中：公共／私人，政治／社会生活，权力／暴力，沉思生活／积极生活，并且，这一系列对立中的最后一种对立是汉娜·阿伦特拒绝将她自己称为“哲学家”的根源：因为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位于民主城邦政治行动核心的自由被哲学接管，可见政治空间被否定为枯燥无味，得到支持的是与世界分离的不可见思想。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哲学梦想着恢复政治活动，仅仅凭借希望将哲学变成现实，希望将逻辑和真理观念投射进历史和经验，而这种逻辑和真理与行动相分离，从轻视行动因而从政治的消亡开始。

      我不妨从这一点开始，探究充满争议的法国政治哲学领域，其问题基本上或明或暗地体现在对汉娜·阿伦特的援引以及她对“哲学家”称号的拒斥中。

      一

      首先，有一些老论文，尤其是米格尔·阿邦苏尔的近期著作（2006）体现了这一点。他在这一著作中援引了1964年京特·格拉斯对汉娜·阿伦特的电视采访，阿伦特在这次采访中这样回答了有关她从哪里看出政治哲学和她作为政治理论教师所开展的工作之间存在差异的问题：

      差异在于事物本身。我所避讳的短语“政治哲学”已经格外地与传统纠缠在一起。当我研究这些问题时，不管在大学还是在其他地方，我总是谨慎地提及哲学和政治之间存在的，换句话说，作为哲学家的人和作为行动存在者的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自然哲学之中并不存在……。但是他们（哲学家）和政治之间并非是中立关系：自柏拉图以来，这从未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何大多数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一切政治都怀有某种敌意的原因，康德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语境中，敌意极其重要，因为它不是一个个人问题：敌意正是位于事物，即位于政治问题本身的真正核心……。我决不想成为这种敌意的一部分……。或许可以说，我想用清洗掉一切哲学的眼睛来看待政治。［阿伦特，1980，阿邦苏尔（2006：19）引用；参见塔桑，2001：15］

      这意味着，（1）汉娜·阿伦特认为，哲学和政治之间没有同质性，在她看来，它们在本质上极为不同。因而短语“政治哲学”具有欺骗性，因为它掩盖了两种生活形式即沉思生活和积极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甚至掩盖了两者之间的对抗；（2）由于他们自柏拉图以来被组建成一个社团，哲学家的责任正是根据等级将沉思生活放在上层而将积极生活放在下层，并且，这种敌意，即哲学家逃避城邦事物，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事物本身有关；（3）结果，为了保持她对政治事物所持观点的纯洁性以及声称她只是不带哲学眼镜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只能拒斥任何把她与政治哲学家形象划为同一的作法。为了认真对待这个文本以及其他一些文本，米格尔·阿邦苏尔建议应对其进行最大化、甚至强调性的解读。在这种解读中他提出了有关阿伦特立场的复杂性问题——她的立场从接近批判知识社会学演变到坚决反对柏拉图主义——以及有关她希望划出的、与哲学拉开的距离所开启的思索空间的意义问题。我们可以不顾其本人不同意而把汉娜·阿伦特变成哲学家，并且为了主张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政治哲学而把她用做权威吗？

      米格尔·阿邦苏尔努力延伸并理解汉娜·阿伦特对政治哲学的敌意立场。首先，他讲述了其看法如何在30多年中发生了演变。当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汉娜·阿伦特似乎像抵抗政治的社会学化或科学化的中坚，并去消除被简化为在把一本书献给革命的女人和对此一言不发的男人之间做出政治选择的差异，这样便与列奥·斯特劳斯一起体现传统，然而，当列奥·斯特劳斯坚决站在哲学家一边时，她却站在公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