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9)04-0044-06 知识政治学倡导以知识为线索解释政治、规范政治,是后现代政治学挑战启蒙政治和“历史、经济-政治”的解释霸权的一种重要理论。但知识政治学的思想和方法并非后现代才兴起的,自文艺复兴运动揭开西方近代政治的序幕以来,这样的思想和方法就滥觞开来。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的复兴,从此,科学知识代替了宗教神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神学政治观也被科学政治观所取代。当然,知识与政治究竟应在怎样的原则、框架和模式下发生互动关系,才有利于政治的发展?并非从西方近代政治开启之时就清楚的。如何建构政治与知识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直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的重要主题,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争论和探索。有众多的思想家探讨过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其中的杰出代表有培根、孔德、韦伯和哈贝马斯,他们分别代表着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不同阶段在这一问题上的成就。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近现代社会发现知识价值、确立知识权威的逻辑和历程,知识对政治的规范意义在西方是一步步得到强化的。总结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家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思考,不仅有利于建设科学的知识政治学理论,还有利于探索建设我国和谐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路径,推动我国和谐政治生活的成长。 一、知识的独立性: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主题 西方社会对知识本体及其社会意义的关注由来已久。近世以来,知识话题的兴起,得力于英国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发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由是,关于知识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的讨论便经久不衰,至今提出了所谓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乃至知识政治时代的概念。就知识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知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家讨论的主题。 培根是文艺复兴后期推崇知识的杰出代表,他赞美知识,为振臂高呼“知识就是力量”的第一人。但是培根引出知识问题的讨论,并非就知识论知识,并非从知识本体的意义来赞美知识,而是看到了知识的政治意义。质言之,在培根看来,知识相对于政治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知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用。他说:“学问的权威比意志的权威还要高,因为那是对人的理智、信念与理解的权威;这几种都是心灵中最高的部分,可以指挥意志。因为世界上除了知识与学问外,别无其它能力可以在人的灵魂、思考、想象、意见与信念上竖立庄严的宝座。”①知识的重要性在这里是作为一种能力和权威出现的。即“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②知识的唯一合法目标不是为科学而追求科学,只能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他甚至批判说:“有些人是为知识而追求知识的,不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炫饰,也不是为了在生活过程中会从知识得到什么实惠”。③换言之,知识如果产生不了权威,知识也就没有了价值。尽管他也提到“研究真理(就是向她求爱求婚),认识真理(就是与之同处),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④,但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强调的“知识即美德”相比,对知识的推崇仍缺乏本体意义和独立性。当然,培根也没有明确知识对政治具有从属性。他认为,即便有从属的性质,那也是相互的。知识对政治有用,政治对知识也有用。培根并没有简单地把知识的发展限定在政治发展的框架内,他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即新知识对新政治来说是一种力量支持,但新政治对新知识来说也是一种力量支持。正如他在谈到他自己为何卖力谋官时说,“自己最适合于研究真理”,而自己之所以要在宫廷谋取尊贵的职位是为了能有更大的权力帮助上述工作的开展。⑤不过,培根否定知识的合法性在于追求知识本身、追求科学本身,还是为后世功利主义政治观、知识观的衍生开了方便之门。 孔德是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思想大家,他继承了培根推崇知识意义的思想,但他将培根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推向了知识从属于政治的极端。孔德作为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在处理政治与知识的关系时遵循的是经验主义原则。他把知识的范围限定在经验之内,根据孔德的研究,“从培根以来一切优秀的思想家都一再指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⑥他认为,自然规律不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内部规律性、必然性和本质,而是现象间的外部联系,也就是“合乎常规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因此,“探索那些所谓始因或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⑦这样,知识不仅被限制在经验范围内,而且知识也不具有本体意义和独立性。所谓经验就是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现象,就知识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知识只能在现有的体制内来思考现实政治问题,寻求超体制的更本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知识和科学俨然是现实政治的“侍女”。 韦伯是现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立言人,如同他在建立官僚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中立思想一样,在处理知识、学术与政治关系时,他也贯彻了同样的准则。在1918年、1919年之交,他先后发表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以价值中立思想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观点。韦伯认为学术和政治是并立的,这种并立的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它们在联手颠覆宗教神学的权威过程中确立的。学术和政治均可成为独立的志业,它们有自己的逻辑和结构。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他对政治所开展的学术分析是两回事。⑧他不像孔德把学术和知识放在政治框架内来思考,而是将它们分立。知识与政治的恰当关系需要双方的相互尊重。学术与政治的追求,学者与政治家的角色只有部分的重合。学者在知性上的建设和政治家在情感、价值理想上的投入有着不同的要求。在许多方面学术并不能满足政治的诉求。但政治家的情感和价值理想要付诸行动必须受学术的影响,政治生活需要接受学术标准的考验,只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政治均出于学术的安排。学术之目的不是颠覆政治的权威,而是审视政治支配权的合法性。“学术的任务包括传播责任伦理的心态,惟有当公民以及特别是政治家接受了这种心态,学术方足以真正实现它对于政治可能提供的功能。”政治也不要指望学术成为其附庸,或借科学来“宣传政治、伦理、美学、文化或其他信仰”,学术必须有制度性的自主,独立于政治之外,方能为政治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当然,学术在强调其独立性时,又要避免其越位,不知节制。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