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4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9）01－0066－04 俞可平先生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存量民主有着内在的关系。他指出，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1]。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思路，也从总体上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政治发展作了独到的总结。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着组织变迁和社会危机时，存量民主理论又一次体现了其内在的价值。 一、存量民主：概念与逻辑 什么是存量民主？这个问题应首先加以解释。存量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是指一定的时点上存在变量的数值[2]。在具体使用时，存量往往与流量相对应。因此，所谓民主存量就是能够保证民主运行的最小数值。 1.存量民主的概念。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对存量民主的理解应贯穿历史，将应然与实然结合起来去把握。民主“在19世纪以前并没受到这般推崇，而且带有不好的意思。雅典的直接民主曾长期被解释成不受限制的暴民政治。因为‘真正’的民主制应该是这样一个系统，在那里，所有的公民都期望定期来选举国家官员并亲自制定法律。这种类型的政府在历史上几乎不存在。”[3]68虽然这一判断从实然层面封闭了一个从投票数量来决定民主的简单思路，但是民主就是投票的简单判断却为民主存量提供了理论基础，无投票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从微观政治学来看，在一定的范围内，民主存量恰恰首先表现为投票率的数值。在罗斯金等学者看来，直接民主被代议制民主取代之后，民主往往包含了以下的要素：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政治竞争、权力交替、民众的代表、多数原则、持异议和不服从的权利、政治平等、征求人民的意见和新闻自由[3]68-74等等。而在我们看来，所谓民主存量就是能够维持一个国家发展的政治合法性的最低民主指数，具体表现为政治过程中选举的公开度、法治的透明度、宪政的拥护度等。 2.存量民主——从社会控制到国家控制。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逻辑，人类历史是一个社会—国家—社会的历史。我们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应地存在着不同的民主发展阶段。按照行政生态学的理论，在国家形成之后政治发展仍然有不同的阶段划分，即社会控制阶段、社会国家混合控制阶段和国家控制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构成了民主的低度发展、中度发展和高度发展。而存量民主则是保证民主低度发展的前提。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来源于社会又异化于社会，因此社会掌握着对国家的最终控制权力；同时由于必须首先控制社会才能控制国家，因此民主存量跟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度呈正相关。一般而言，在国家与社会分离度较高、社会领域占比例较高的国家，存量民主的比例则较高；反之，在国家与社会分离度较低、社会领域占比例较低的国家，存量民主的比例则较低。不妨用下列表格作一形象的表达： 国家领域 100％ 90％ 50％ 10％ 社会领域 0％10％ 50％ 90％ 民主存量社会领域×51％0％ 5.1％ 25.5％ 45.9 从上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被控制的最低程度成为了民主存量的最低标准。因此，在社会成长的同时，必须同时对社会权力加以控制，防止社会成为国家的附庸。此外，社会民主存量的增加有一个和国家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低于民主存量的社会不具有自主性，而超出民主发展阶段的民主存量则可能引发社会暴政，从而颠覆既有社会的民主成果。因此，在民主由低向高发展的过程中，民主存量的逐步增加必须是绝对的，而社会的民主结构成为保证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键。 在社会民主存量增加到一定值，从而可以控制国家之后，如何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平衡是十分关键的。西方政治学对国家的暴政和多数人的暴政的双重担心说明了这一平衡的困难所在。我们认为，国家被社会有效控制并不等于绝对控制，民主存量的价值在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民主成本的优化。因此，社会理性和有序参与就成为国家民主存量增加的重要标准。 3.经济发展与民主存量的增加。经济的发展无疑对民主存量的增加有着积极的意义，经济民主确实对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起到基础性作用，因此，发展经济成为民主存量增加的物质因素。在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的体现，而反市场经济则是走向奴役的开始，因此，市场经济也成为精神上的民主存量的基础。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市场经济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他认为，公共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只是在重商主义的庇护下，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光荣革命后英国所达到的水平，欧洲大陆的这种公共领域才开始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4]因此我们知道，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推动了社会公共领域的产生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罗尔斯所坚信的可以被“公共证明”的理性的“重叠共识”。那么当这种共同理性达到一定的比例时，低度的民主运行便可以得到保证，这种确认民主低度运行的比例就是存量民主所要达到的最小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