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中国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

      

      第一作者近影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1-0062-08

      在当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走出“被边缘化”或“自我放逐”①的诸种学术方案或路径中，政治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或许因其真正契合了中国语境而有望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成长处于幼年时期的发展阶段以及研究范式的先导、规范的学科价值②使得研究范式的讨论十分热烈。有论者指出，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而言，“新问题和新主题的捕捉和确立是基础，而哲学范式的自觉与转换是焦点和关键”③。这一洞见虽富有启发性，但深究起来，在问题与范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固然重要，洞悉其深层关联对于把讨论引向深入更为关键。因为在哲学研究中，“问题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识之中”④，存在于哲学研究者有关自己研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的自觉意识中。正是规范着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哪些现实问题注定要转变为或注定不会转变为哲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⑤。研究范式不仅因问题而起，更由问题所构建，因而，问题不仅具有基础性，更决定了范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由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哲学性格、研究主题和时代使命决定了“问题范式”的形成关涉学科健康发展而具有本原性和根本性，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本文的基本诉求就在于建基“中国问题”的多维度深层解读，以公共理性理念为范导，尝试搭建起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框架。

      一、解读“中国问题”的基本维度

      “中国问题”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以可能和得以建构的基本学术路径，不仅缘于“问题”是“时代的谜语”⑥、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导向和基点，还缘于哲学的实践使命与学科特质，更缘于“问题意识”是被众多哲人所推崇的研究视角。英国哲学家罗素、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均曾将文化问题指认为“中国问题”的最为重要甚至唯一的方面而展开他们的中国研究⑦，诺曼(Richard Norman)在评论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生命的主导权》一书时也认为“从具体问题开始，试图阐述其意义并阐发使我们能够办到这一点的理论观点”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⑧，陈晏清也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作者与这个文本的中国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必须以问题为先导，即将双方的视线聚焦于一定的问题。⑨

      ——基本特征：认知的维度。“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⑩。所谓研究之后，实质就是找准问题之后。一般而言，能够进入哲学视野的“中国问题”起码应当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独特性。这是“中国问题”的地域特征。既然是“中国”问题，那就不是西方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全球性问题，虽然“中国”也存在着与其他国家乃至各个国家相似或有关的共性问题，但那些不属于“中国问题”的范畴。中国问题必然浸润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道德，表征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体现着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念，是中国的独特标签和个性元素。二是普遍性。这是“中国问题”的时空特征。从时间上看，“中国问题”应贯穿中国社会发展的始终，无时不有。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其表现形态各异，但问题本身始终存在，没有得到解决。已经解决了的或者已经消失了的问题不属于“中国问题”的范畴。从空间上看，“中国问题”应存在社会各个领域，无处不在。换言之，必须广泛渗透在或者潜存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那个或那些问题才能称之为“中国问题”。三是根本性。能够成为问题的问题应该具有时代性和根本性，“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1)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只有那些沉淀社会结构深处且能够真正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才能称为“中国问题”。四是非理性(非逻辑性)。传统中国文化谱系中科学精神的缺乏使得以模仿、从众和沿袭传统等为基本表现的非理性行为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并浸润人们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形已经和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但客观地看，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以物质至上为基本表征的现代化模式和科学、民主精神的培育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并消解着这样的传统，但传统实用政治理性的根深蒂固和现代公共理性的缺乏使得“中国问题”的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观。

      ——历史方位：定位的维度。历史性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是为问题定位、为人们选准行动方向和方式的前提。在坚持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基础上把握历史方位的基本规定性是准确判明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学理基础。所谓历史方位，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形势和环境，涵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众多因素，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综合性的概念。历史方位既是一个历史范畴、认识论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价值范畴。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阐释，既指认了社会主义在形态上的历史承继性，也鲜明赋予了其在价值取向上的现实而崭新的规定性，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