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哲学：现代社会结构的公共转型与哲学研究的主题转变 李义天：万老师，您好！这次想就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些话题向您请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近年来政治哲学研究的热潮方兴未艾。这股热潮不仅流行于国外学界，而且深深影响到中国学者的思考方向。这使我很有兴趣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政治哲学研究成为全球现象，这意味着什么？另一个原因是，据我所知，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了一次以“公共理性与和谐社会：跨文化视野中政治哲学的未来”为主题的政治哲学会议，邀请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比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斯蒂文·马西多（Steven Macedo）、托马斯·波吉（Thomas Pogge）等，而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杜维明和李强等学者也提交了论文或作为评论者出席。对此，我所关心的是，为什么此次会议会定下这样的主题？该主题同政治哲学研究的全球热潮之间有怎样的呼应和关联？ 万俊人：这次会议的缘起，最早出于我2005—2006年在哈佛大学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所研究的课题，即“如何为公民权利之于政治权力的优先性辩护？”（How to Defend the Priority of Civil Rights over Political Power?）。这是我本人的学术兴趣、哲学系的学科方向和富布赖特基金会课题的一次结合。你知道，我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而我对现代道德伦理的定位是“顶天立地”。所谓的“天”是指“宗教”，所谓“地”是指“法律和政治”。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代社会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传统社会很不一样。后者更多依赖传统的文化环境和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与养成。而现代社会，就像哈贝马斯所说，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公共化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明晰化。这个界限越明晰，意味着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公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扩大。 什么叫“公共领域”？对此，我喜欢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所谓“公共领域”就是“陌生人领域”，“私人领域”就是“熟人领域”。后者包括家庭、邻里、朋友等等，而前者没有这种天然的地缘联系或自然的亲缘联系。费孝通先生指出，私人领域中存在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交往结构，私人领域的信誉度可能高于其他领域。比如，熟人间借钱，“说一声就行了”。可见，所谓“私人领域信誉度高”，是指能省去很多制度中介的麻烦，交易成本更低。这种信誉度自有其权威性；因为如果你不讲信用的话，今后便难以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 然而，陌生人领域就不能这样了，它必须借助制度和规则。因为该领域既属于所有人，但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人；陌生人会给我们带来不透明和不确定的感受。因此，我们只有依靠稳定、明确的制度规范，才能保证我们在同陌生人打交道时获得公正和透明的相互对待。如此看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自上幼儿园开始就进入到公共领域／陌生人领域当中了。从幼儿园一直到退休，由于现代人的职业特征和公共领域的发达，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公共领域中度过。因此，现代社会的公共制度体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法律、政治或公共管理成为使人在陌生人领域中进行交往得以可能的社会基础。 在此情况下，现代社会的道德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型。这也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在现代所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现代的道德，我之所以把它定位为“顶天立地”，就是说它既需要得到社会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基础支撑，同时又意味着，它要处理政治和法律所无法处理的生活领域及其相关问题。然而，即便在有政治、法律等公共规则约束的地方，仍存在一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承诺对于公共规则的遵守？正如麦金太尔所言，对一个无赖或毫无正直品性的人来说，正义的规则等于零。这便是道德所要探究的课题。而对于道德也无法处理的问题，比如说终极关怀的信仰层面，甚至某些“乌托邦”的问题（比如社会前途、个人的命运前途），则需要借助宗教。因为这些问题涉及人的信念或信仰，当伦理学试图理解这些问题时，它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伦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或一种科学难以解释的。因此，健康的宗教，也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一项文化资源。这就是我把现代的伦理道德定位为“顶天立地”的基本含义。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现代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建设就不能孤立自足地发展，而必须得到邻近学科的支持。所以，无论宗教哲学还是政治哲学，都需要伦理学研究者去关注。这也是当代的伦理学研究之所以会拓展到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1993—1994年我在哈佛访问时受罗尔斯的影响之外，罗尔斯本人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向，也使我感觉到现代伦理学对于政治哲学一种基础依赖性。因此，我们如果想要把现代的伦理学建设得更为强大，就必须给它安上两个翅膀：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而我自己的研究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探索。第一次哈佛访学归来以后，我就一直关心并用力于政治哲学的研究。 李义天：我想，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伦理学从一开始便是关照与呵护人的生活的，当苏格拉底开始伦理学的哲学追问时，他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人的生活值得一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学研究会以什么为主题、表现出什么形态，这都要以伦理生活本身的主题和样式为准。只不过，由于我们的生活已发生变迁，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地点或族群的、以家庭为主要场所的传统生活，而是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活，每个人更多是通过在公共领域中同其他人打交道而度过一生，因此，伦理学就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聚焦点和兴奋点，深入讨论如何面对公共生活，如何使公共生活变得更规范或更值得一过等问题。这便是当代伦理学会将其主攻方向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原因，亦即来自伦理生活本身的事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