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8—0014—08 “参与”概念① 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话题，但是，参与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当代民主理论中一直以自由主义民主占据主导地位。1960年，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型民主”概念，这一概念随即广泛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当20世纪自由主义民主实践日益显现出反民主的本质时，参与型民主及时提供了一种疗救方案；特别是近年来协商民主的出现，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于自由社会的核心要素即公民自治的理想。 自由主义民主：反参与的民主 在民主理想的传统中，参与一直居于核心的地位。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建立在公民大会直接表决、全体参与的基础上，这种公民表决式的民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被认为既服从理性主义又服从经验主义的原则。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自主行使权力应当优越于将权力委托给他人。但是，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在人类政治社会的历史上并不是常态，城邦是一个集宗教、政治和道德于一体的实验，这种实验被证明并不长久，也是脆弱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雅典式民主是一种腐朽的、暴民的异态政体。后古典时期的政治生活并无民主的容身之处，更没有参与的地位，相应地也就缺乏对民主本质的思考。 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参与思想一直广为流行，但是，在政治理论家所普遍接受的民主理论中却占有十分低微的地位，而且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大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这一特征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20世纪初工业社会的巨大规模及其复杂性，以及官僚组织形式的出现，引发了许多具有实证主义思维的政治学者对于通常所理解的民主的实现可能性产生了严重怀疑；二是来源于自由主义对民主理论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们对那种动员式全民参与的狂热所留下的破坏记忆犹新。 拒绝接受参与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早期的民主理论属于规范的、充满价值判断的理论，而当代政治理论应该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应当建立在政治生活的实然基础上。约瑟夫·熊彼特首先对政治生活的事实与早期民主理论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了分析，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修正了的民主理论。按照这种修正了的民主观：“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作决策的权力。”② 在以熊彼特等人所演绎的当代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民主指的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中民主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其中，对于民主而言，选举是关键性的。因为，主要通过选举活动，大多数人能够对他们的领导者施加控制。就大多数人而言，“参与”是指人民参加选举活动或广泛地参加决策者的选择。在这些民主理论中，参与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起到保护性的作用——保护个人免受当选领导者的独裁决定的影响，保护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 多元主义理论反对政治生活中广泛参与的原因，是基于对政治平等的理解。按照达尔的观点，政治平等不能被界定为政治控制或政治权力的平等，因为人们在参与政治政策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居住状况、技能、关心或涉入的程度等因素的差异，人们在实际政治参与过程中是不平等的。在当代民主理论中，“政治平等”指的是存在着普选权（一人一票）以及通过选举竞争选票的政治过程，更重要的是指在选举间隔期间选民中的不同团体有着平等的机会影响决策者，以使他们的声音能够同等地得到倾听。政府官员们不仅倾听来自不同团体的声音，而且“一旦他们不能安抚某些团体及其领导者和重要成员时，也被期待着接受他们的抱怨”。此外，达尔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揭示了普通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参与的增加所产生的内在危险。他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是低下的社会团体在政治生活中越不积极，在这些团体中也就越可能发现“权威主义”人格。如果政治活动的增加将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人带到政治舞台上，那么关于政治基本规范的共识就会下降，多元政体就会遭到削弱。这一逻辑揭示了，如果大幅度提高现存的政治参与水平，对于民主体系的稳定是有害的。③ 萨托利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广泛参与的不可能性。他认为，在民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鸿沟，“我们所处时代的人们具有的忘恩负义和人们对民主理想的幻灭，反应了许多人承诺的民主目标无法实现”④。这种民主理想是恶化而不是解决了民主国家中的现实问题，它“维持了社会的垂直性”⑤，即社会中的权威结构和领导结构。今天，民主政治不需要像它过去反对贵族制那样维护自己，而是需要反对普通大众的积极参与直接导致极权主义倾向及其带来的危险，因为后者可能颠覆它的领导者，取而代之的是并不民主的反精英。⑥ 针对政治生活中普通民众中存在着普遍的消极和冷漠，萨托利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对它进行解释。那些认为民众政治冷漠的原因是由于文盲、贫穷或掌握信息不充分的观点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我们所能够真正理解并且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我们有着个人亲身经历或者关于我们自身的观念的事务，这些事务要引起普通大众对于政治活动的兴趣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因为试图改变大众的政治兴趣将危及民主方法的运用。他认为，大众必须对竞争着的精英提出的政策动议和政策作出“反应”，而不是“去行动”⑦。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国家中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公民的政治行为所体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普遍缺乏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正如贝雷尔森在研究公民政治投票活动时观察到一个悖论，即“今天的单个投票者已经无法满足政治理论家在建构民主政府制度时所提出的条件，民主制度并不符合一个正在运行的政治组织的条件。单个成员不符合所有的这些标准，但整个制度却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⑧。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确看到只有少数公民对政治生活有着高度的兴趣和参与，而大多数公民的冷漠和不感兴趣对于维持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却是重要的。如果民主体系维持稳定，就需要特定的条件。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大多数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不应该超过维持民主（主要通过选举机制）运行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讲，它应该保持在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现有的参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