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6)03-0114-09 自从凯纳和黄亚声的论文《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发表以来，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改革比较就成了国际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凯纳和黄亚声的基本结论是，由于印度享有议会民主政治和比中国发达的信息技术优势，不久的将来，印度即使不能超越中国，也将构成对中国地位的挑战。[1] 本文无意参与关于中印前途的争论，我只是对该文所倚赖的理论路径感兴趣。显然，该文是典型的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个案研究，认为代议制民主政治下的有效产权能够带来好的经济绩效。 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线索是：产权有效性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起与衰落，而产权的背后是政治制度。[2] 根据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制度变迁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代议制政治与经济增长和国家强弱的关系，认为代议制民主政治中的制度安排能够很好地协调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冲突，有利于经济增长。[3] 对于制度变迁理论而言，更多的是研究既定政治制度下的以渐进变迁为主要方式的连续性的制度变迁，而较少涉及那些革命性变革的非连续性变迁。[3] (P119-120)同样，对于制度变迁理论家而言，政治制度虽然很重要，但却是已经发生过的“外生变量”，因而不再是关注的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既定制度下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4] 制度变迁理论家为什么不去关注那些改变人类命运的非连续性的革命性变革和既定的制度结构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安排。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国家的学者应该首先关心自己国家的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政治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受政治影响而形成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那么，有效的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呢？在诺思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示范效应的激励，另一方面是非正规规则即传统、习俗和道德以及由此而减少的交易费用。[3] (P184-185) 制度变迁理论能否解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表面上看，两国的经济变迁都在印证着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基本命题，即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但是，东方两个大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又对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既然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安排、制度具有“锁定”作用，为什么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制度结构)却产生了经济上的基本相同的制度安排，从而导致类似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印度在独立后的30年里一直是低速度的“印度式增长”(Hindu Rate of Growth)？其中的制度外因素即新的思想观念对于有效的制度安排的产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些推动改革的新的思想观念并不是源于文化遗传的非正式规则，而且在很多场合下，作为文化遗传的非正式规则并不像诺思所说的那样降低交易成本，便于新制度的成长，而是新制度形成的障碍性因素。显然，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巨型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所以，必须引入新的分析要素即“思想观念”，以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 一、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 关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我认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印度在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上基本上走了一条共同的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里，两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印度自称是“社会主义类型社会”[5]；从80年代初期，两国都开始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以激发企业活力为主的经济政策；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两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的航程。[6]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权与产权的合一性，企业和个人没有剩余索取权，不存在基本的经济激励机制，使得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人们对于新制度的预期。国家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以保证民生，而当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并由此而危及国家安全时，国家势必要另寻出路，这就是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线路是：80年代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起伏不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使中国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中国经济呈现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4％。 印度。在建立议会民主政治的同时，尼赫鲁在经济上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经济管制最为严厉的国家。[7]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1951—1980年，印度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5％，因其低增长率闻名而被戏称为“印度式增长”。低速度的经济增长动摇了国大党的合法性，其他政党开始挑战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地位。为此，国大党不得不改变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80年代初开始启动争取企业界联盟的经济自由化政策[8]，这些政策推动了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0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5.8％。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经济和中国的一样，依然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 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是印度经济的转折点。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印度政府于1991年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首先是放松产业管制，取消了大型企业的投资许可证制度和产业进入限制，取消了公营部门对许多产业的垄断，允许外商在不经审批的条件下控制51％的股权。在贸易政策上，取消了几乎所有的进口许可证，开放服务贸易，私人和外商可以自由地投资电信和金融产业。如果说1991年以前管制是常态，那么，1991年7月以后自由经营就成了常态。[9] 这种经济政策使得印度8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