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全球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推动着生态学和政治学的联姻，促使生态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同样离不开生态政治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目标远大、任务繁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生态政治学观点和方法论，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与解决人与社会和谐这双管齐下的气势和力度，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整体和谐和持久和谐。从生态政治学的视野看，要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人与社会和谐的生态基础，将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的有力保证。从生态政治的高度考虑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执政党和政府具有强烈的生态政治意识，制定出科学的生态政策，动员公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营造绿色生态政治文化，积极参与全球生态国际合作。总之，只有将生态学与政治学紧密结合起来，倡导科学的绿色政治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摆脱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步上协调、稳定、健康、和谐，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一、生态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生态政治学因人与自然不和谐并由此引发人与社会不和谐的生态危机而产生，生态政治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受到生态危机对自身生存和发展带来的重大威胁，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受到生态问题已经从一个轻微的和局部的问题，演变成了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对于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的办法，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些西方学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简单地将生态问题归结为自然因素，以便推卸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应负的责任。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学者则完全撇开自然因素，只是用社会因素说明生态问题，将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是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物质主义、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潮流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扔弃的导向下，耗费了世界上的大量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导致环境污染而派生的问题。他们还认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家对资源的掠夺和环境污染也扩大到了全球。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生态环境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些说法，都被现在无情的生态危机的客观事实所否定。 今天，生态环境危机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事关人类生死存亡并且带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问题。突出地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从事工业化，只要忽视自然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问题。因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既是资本的逻辑，又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逻辑。此外，人口的增长、资源的过度利用、科学技术的滥用、自然条件本身的变异、生活方式选择的失当、政府决策的失误等，都会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如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就是社会制度的同义语。因此，生态问题从其实质上说，并不只是单纯的生态领域的问题，而是波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生态问题，包括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只是从物理的、自然的、经济、技术的或者经验的层面进行考察和说明，是一种肤浅的和表层的说明，只有将这一问题上升到政治学的高度进行深刻的反思，才能揭示其产生的深刻根源，从而找到解决这一严重危机问题的有效良方。 将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联姻，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由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这种联姻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必然的联姻。生态问题处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决定生态问题的是多种复杂因素和多种变量，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因素，即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生态问题突出反映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统一。自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是不管什么样的阶级、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都必须依赖的客观条件；社会因素则是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过程中亦即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态问题就是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自然和社会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着的有机系统，因此，自然因素成了社会因素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在属人的世界里，自然因素又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生态问题从现象上看，是自然界发生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影响的自然界的变化问题，是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问题。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清楚地发现，生态问题同样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领域，不是游离于人类生活之外的抽象的东西，相反，政治归根到底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着的政治。政治是最关注人、呵护人、促进着人的身心愉悦和全面发展的。与人类的生活实践发生着功能与满足关系的生物圈，必然会向政治领域延伸，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圈。当前的生态危机虽然发轫于生态领域，但是它直接波及到人类的政治领域，无论是对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在的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比以前的军事冲突还要严重和突出。生态危机导致人类生存空间的恶化，对人类的健康和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会将人类引向一个无绿色的坟墓。就国内政治来说，生态危机严重地影响到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会引起国内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满，使现有的宪法和政治体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使执政党和政府陷入政治上的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性危机以及整合性危机。就国际政治来说，生态危机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国际关系的紧张，成为引起国际冲突和新的战争的重要原因。正如诺曼·美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引起经济崩溃、社会紧张和政治敌对。当然，有些联系在发挥作用时非常分散，因此难以察觉。但是，它们已经真实地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们在数量上快速地积累，在范围上不断地扩大。虽然它们不能总是直接地导致冲突的爆发，但是，它们能够加剧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注：转引自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第193页，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现在，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中的一项新的重要内容。因此，生态危机并不只是自然界所发生的单一的异常或异己的变化，实质上是一场严重的人文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是决策者的政治思维、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方面发生的偏差以及人们在错误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下不适当地干预自然界的结果。生态危机从其本质上看，是人类政治制度的危机、政治决策的危机、政治实践的危机、政治行为的危机以及政治文化危机等交织在一起的一系列综合性的危机所导致的并发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