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社会精英（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以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以此来反省当代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反传统的历史逻辑，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经济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地方精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发挥国家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的作用。由于社会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叠，他们的聚合既阻隔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间力量的生长，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断恶化与精英发展的反向逻辑不无关系。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社会精英的反民主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 一、社会抗争：经济发展抑或政治发展的外在性结果 社会抗争一般是指社会抵抗国家的集体行动，也可以称作集体维权行动，行动指向是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质性启动，中国社会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地方政治秩序问题，特别是乡村社会，农民集体性社会抗争事件不断涌现，他们采取集体上访、法律诉讼、制造骚乱、围攻党政机关等形式，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David Zweig在对《民主与法制》进行个案研究时发现，从1988年至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道了30起抗争事件，在这些事件中，1993年至1997年共计26起，1991年2起， 1990年和1989年各1起。作者还同时对这30起事件进行归类，认为以下几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等（David Zweig,2000年）。 中国学术界对于像社会抗争这样的社会发展外在性（externality）现象通常做一种简单化的说明，认为这种外在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如果社会分配极端的不平等，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在这种观点看来，市场似乎是外在性的终极原因，言外之意，只要解决了市场问题，外在性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观之，“市场—社会抗争”的逻辑推论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表达，它只阐述了一个一般事实，而没有解释这个事实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这一描述既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计划经济也会导致社会抗争。市场经济引发社会抗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社会抗争做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可能会误导人类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当市场发展以威权模式为取向时，“外在性”不单单是市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因此，政治因素可能是引发（至少是乡村）社会抗争的基本原因，与其用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事件远远超越了市场的范畴。2000年，E.J.Perry和Mark Selden共同主编了一本论文集，书名为《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论文集共收录了11篇文章，分别论及了中国社会冲突的各个方面，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冲突、环境保护者的抗议活动、宗教问题等等，主编者避开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路径（即“市场中轴”），放大了观察中国的视野（注：E.J.Perry and Mark Selden,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New York,2000.）。尽管作者没有作方法论的说明，但是，论文的研究取向足以表明，“政治中轴”也许更加合乎逻辑地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乃至抗争的宏大原因。 本文之所以主张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学术经典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 其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国家主义。这种模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作“东亚模式”，核心内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中国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后发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能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垄断资源以便动员社会，然后才谈得上市场的自主发展。在此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在性结果。 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础——发展主义。1978年之前，革命后政权统治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1978年可以看作是革命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开始。后革命时代，政治领袖逐渐转变合法性获取的主题，1992年之后，“发展是硬道理”替代了“政治挂帅”的合法性地位，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经济发展几乎成为考量政府绩效、有效性的唯一指标。当发展主义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国家必然扩张自身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范围。这样，国家既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抗争的源泉。当国家积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时，其附带性结果就是政府和国家力量也随之增长。
